允許普遍二孩政策解讀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全會提出，允許普遍二孩政策。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解讀：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5個原因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盡管自70年代初以來，我國實行計劃生育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于我國在50年代和1962～1972年間先后出現了兩次生育高峰，使得我國人口快速增長的趨勢始終沒有改變。進入80年代后，人口增長的速度加快，每5～7年即可增長1億人口，如此龐大的人口將給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帶來巨大壓力。
So,、1982年十二大，計劃生育被確定為基本國策。實行計劃生育，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堅持優生優育，提高人口質量，直接關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也是造福子孫后代的百年大計。身為80后的小編，出生時正趕上計劃生育時期。
生育要有計劃，但計劃也并非一成不變，正所謂“文章因時而著，政策因時而易”。從1980年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到1984年提出在農村適當放寬生育兩孩的條件，然后是2013年單獨二孩政策的通過，再到今天的全面放開二孩，我國計劃生育政策一直在處于動態調整的“進行時”。
全面放開二孩，為幾何?
1、單獨兩孩實踐遇冷、生育率低到危險
◆、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效果并不盡如人意。截至2014年12月，全國僅有不足100萬對單獨夫婦提出再生育申請，而此前的官方預計是每年增加200萬人左右。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經濟藍皮書：2015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認為，中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4，遠低于更替水平2.1，已經非常接近國際上公認的1.3的“低生育陷阱”。
雖然也有專家表示中國已經進入“低生育率陷阱”沒有根據，但不可否認的是：人口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基本要素。沒了人口紅利，在競爭力上就少了一枚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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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簡單通俗地理解為：由于年輕人口數量增多形成的廉價勞動力，提供給經濟發展相對便宜的要素價格。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廉價勞動力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要素。
深入的經濟學分析和實證研究都表明，在扣除技術進步和城鎮化的作用外，人口衰減帶來的'將是人均GDP下降。如果不信的話，看看鄰國——日本：長期低生育率被認為是日本經濟長達20多年的停滯的根本原因。
2、“銀發危機”
從人口結構上看，現在中國的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斷上升，從2010年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目前，中國已成為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老人生活旅居問題也在不斷凸顯出來。
據聯合國統計，到本世紀中期，中國將有近5億人口超過60歲，而這個數字將超過美國人口總數。
這就提出了一個嚴肅的課題：出生率降低，年輕人越來越少，今后誰來工作、誰來納稅、誰來養活數以億計的老年人?
3“劉易斯拐點”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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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威廉·阿瑟·劉易斯在1968年提出。它指的是在工業化進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人口紅利慢慢消失，最終枯竭。
與“劉易斯拐點”相對應的是“人口紅利”。
從目前的現狀來看，低生育率和老齡化是中國經濟劉易斯拐點提前出現的關鍵誘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高速的增長，大量的富余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在催生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導致了目前農村問題頻發。以“老弱病殘”為主的農村人口結構已逐步凸顯了農村經濟的增長乏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在2014年兩會期間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2004年開始民工荒，從沿海城市迅速蔓延到內地，此后再沒有停止過，工資從那個時候開始上漲，也沒有再停止過，而且是低端勞動者工資上漲。所以2004年肯定是一個起點。如果說區間的話，我們可以看到，2010年開始，中國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出現負增長。這是一個巨大的轉折，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不是減慢了，而是一路負增長下去了，所以讓我說一個區間，就是從2004年到2010年，這個區間總共才6年，但是這個區間在日本走了30年，在韓國走了40年，中國還是很快的。
4“失獨”社會之殤
近些年來，我國家庭規模不斷縮小，從1982年的4.43人縮減至2010年的3.10人，獨生子女家庭超過1.5億戶，家庭的生育、養老等基本功能有所弱化。許多獨生子女面對沉重的養老負擔，常感到有心無力、獨木難支，而老人“失獨”不僅是家庭災難，也是社會之殤。
今年7月19日，杭州失獨老夫妻在女兒去世百日祭雙雙自殺的消息令大家心痛不已，同時也不禁深思：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政策家庭逐漸步入老年，失獨家庭成為一類社會創傷。失獨家庭所經歷的心理創傷、經濟壓力、醫療養老問題超過一般家庭喪子后承受的痛苦，而這份痛苦誰能解?
5、男女比例失衡
我們可以將1950到2014的64年時間劃分為4個時期，而每個時期的男女出生比例都與背后的經濟社會和政策因素變化相符。
計劃生育政策自1980年開始強化，這分別體現為城市的普遍“一胎”和農村的普遍“一胎半”政策。在重男輕女思想依然普遍和B超逐漸普及的情況下，可能促使男女出生比例節節升高，從1980年的107.4上升到2004年的121.1。
政府自2002年開始“治理”男女比例失調的問題，具體措施包括明文嚴格禁止使用B超等技術進行胎兒性別鑒定。此外，隨著城市化的提升和農村生育觀念的改變，對男孩的偏好也可能進一步淡化。與之對應，男女出生比例自2004年達到峰值的121.1之后，整體上開始下降，但到2014年依然處于115.9的超高位。
男女比例失調是性別偏好、生育數量限制和胎兒性別鑒定三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缺一不可。重男輕女的觀念雖然已經淡化，但依然會長期存在;禁止胎兒性別鑒定技術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因此，要使男女比例恢復正常，有效的辦法就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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