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公學第二次演講上的講演(1940年4月22日)

　　如若有人問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么?大概的答詞必然是愛國救國。我以為五四運動的發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國政府的兩種壓逼而成的，自然不能說不是愛國運動。但是我們的愛國運動，遠史不必說，即以近代而論，前清末年，也曾發生過愛國運動，而且上海有愛國學社和愛國女學校。十年前就有標榜愛國主義的根據運動。何以社會上對于五四運動無論是贊美、反對或不滿足，都有一種新的和前者愛國運動不同的感想呢?他們所以感想不同的緣故，是五四運動的精神，確比前此愛國運動有不同的地方。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運動特有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動;(二)犧牲精神。直接行動，就是人民對于社會國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動，加以制裁，不訴諸法律，不利用特殊勢力，不依賴代表。因為法律是強權的'護持，特殊勢力是民權的仇敵，代議員是欺騙者，決不能代表公眾的意見。清末革命的時候，人人都以為從此安寧了，不料袁世凱秉政結果，反而不好。袁世凱死的時候，人人又以為從此可以安寧了，不料現在的段祺瑞、徐世昌執政，國事更加不好。這個時候，中國人因為對于各方面的失望，大有坐以待斃的現象。自從德國大敗俄國革命以后，世界上的人思想多一變。于是，中國人也受了兩個教訓：一是無論南北，凡軍閥都不應當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動的希望。五四運動遂應運而生。一般工商界所以信仰學生，所以對于五四運動有新的和前次愛國運動不同的感想，就是因為學生運動是直接行動，不是依賴特殊勢力和代議員的卑劣運動呵!中國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犧牲，得很大的效果。這病不改，中國永遠沒有希望。社會上對于五四運動，與以前的愛國運動的感想不同，也是因為有無犧牲的精神的緣故。然而我以為五四運動的結果，還不甚好。為什么呢?因為犧牲大而得結果小，才是好現象。此時學生犧牲的精神，若不如去年，而希望效果，卻還要比去年的大，那更不是好的現象了。以上這兩種精神，就是五四運動重要的精神。我希望諸君努力發揮這兩種精神，不但特殊勢力和代議員不是好東西，就是工商界也不可依賴。不但工商界不可依賴，就是學界的份子好朋友，都不可依賴。最后只有自己可靠，只好依賴自己!

　　導讀

　　“五四”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原因是“五四”是一個含義非常豐富的文化運動。“五四”的含義，應當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反對傳統道德、提倡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思想啟蒙運動;第二，反對文言、提倡白話的文學革命;第三，反對帝國主義和專制腐敗政治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這決定了“五四精神”，注定不可能進行單一視角的歸納。新文化思想啟蒙運動崇尚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價值，以進化論眼光肯定現代化，否定傳統道德與價值觀;而五四政治運動中，愛國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與五四啟蒙理想在對待西方和中國文化的態度上相互沖突。可以說，不同時期、不同身份的人，往往根據自己的政治立場和闡釋目的，就“五四”的某一方面含義進行強調。

　　陳獨秀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他1915年創辦《青年雜志》(《新青年》)，反對舊道德，張揚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想，是新文化啟蒙運動的發動者與重要角色;他又是五四文學革命的重要倡導者，與胡適等人一起，倡導白話文學;在1919年以學生游行為導火線的五四政治運動中，他親自上街散發傳單，并因此被捕。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原先包括思想啟蒙與文學革命在內的五四新文化陣營，發生了分離：陳獨秀、李大釗投身政治，胡適退回書齋搞學問，魯迅則“荷戟獨彷徨”。他們任何一位來闡釋五四精神，都會是不同。作為“五四”的全面參與者與領導者，陳獨秀似乎是詮釋“五四精神”的權威角色。然而，這篇演講，陳獨秀顯然并沒有試圖對五四進行“全面”的闡述，他只是以一位政治家的身份，著眼于五四政治運動，闡釋政治視野中的“五四精神”。因此，他強調的“五四精神”為：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而他演講的地點——中國公學——恰好是具有革命傳統的學校。因此，演講者的身份和聽眾對象，決定了這篇演講，是一篇以五四青年學生走上街頭、干預政治為楷模的宣傳、鼓動的講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