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簡稱“北大”，誕生于1898年，初名京師大學堂，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也是第一個以“大學”之名創辦的學校，其成立標志著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開端。北大是中國近代以來唯一以國家最高學府身份創立的學校，最初也是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行使教育部職能，統管全國教育。北大催生了中國最早的現代學制，開創了中國最早的文科、理科、社科、農科、醫科等大學學科，是近代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的奠基者。

　　1912年5月3日，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校，嚴復為首任校長。 1916年，蔡元培出任校長，“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之義”，把北大辦成全國的學術和思想中心，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策源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不久遷往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6年10月在北平復學。 1952年院系調整，校園從內城沙灘紅樓遷至西北郊燕園。

　　北京大學由教育部直屬，中央直管副部級建制，系國家“211工程”、“985工程”、“2011計劃”建設的全國重點大學，是九校聯盟(C9)及中國大學校長聯誼會、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國際研究型大學聯盟、環太平洋大學聯盟、東亞四大學論壇、國際公立大學論壇重要成員。

　　北京大學始終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聚集了許多學者專家，培養了眾多優秀人才，創造了大批重大科學成果，影響和推動了中國近現代思想理論、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和社會發展的進程。

　　歷史沿革

　　清末/京師大學堂時期

　　1898年6月，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推行“戊戌變法”，詔書中強調“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1898年7月3日，光緒帝批準了由梁啟超代為起草的《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正式創辦京師大學堂，并任命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家鼐為首任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管學大臣)。隨后，孫家鼐任命許景澄為中學總教習，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為西學總教習。9月21日，慈禧太后與守舊派發動戊戌政變，百日維新失敗。但是，京師大學堂得以保留。

　　京師大學堂是當時中國最高學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因此很多學者(如胡適、馮友蘭、季羨林等)認為，北京大學是中國歷代太學(國子監、國子學)的繼承者，是古代最高學府在現代的延續，甚至認為北大校史應從漢朝太學算起;另一方面，北大又是中國近代正式設立的第一所大學，是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劃時代的開創者，故有“上承太學正統，下立大學祖庭”之說。[20]

　　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京師大學堂遭到破壞。1900年8月3日，清廷下令停辦京師大學堂。八國聯軍打入北京后，京師大學堂遭受破壞。

　　1902年12月，晚清政府委任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責成經理”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得以恢復。吳汝綸和辜鴻銘任正副總教習，嚴復和林紓分任大學堂譯書局總辦和副總辦。創辦于1862年洋務運動期間的京師同文館也并入大學堂。12月17日，京師大學堂舉辦開學典禮。根據學制，不同程度的畢業生分別授給貢生、舉人、進士頭銜。[21-22]

　　1903年，增設進士館、譯學館及醫學實業館。

　　1904年，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改為總理學務大臣，負責統轄全國學務，并另設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專管京師大學堂事宜。京師大學堂統轄全國教育的職能因此分離，成為單純的高等學校。同年，進士館開學，招收了中國歷史上的最后兩屆科舉進士，即癸卯科(1903年)進士80余名和甲辰科(1904年)進士30余名入學。并選派首批47名學生出國留學，開中國高等學校派遣留學生之先河。

　　1905年國子監停辦時，一批未畢業的學生直接進入京師大學堂學習。

　　1910年，京師大學堂開辦分科大學，開辦經科、文科、法政科、商科、格致科(理科)、工科、農科共七科，設十三學門，分別是經科的詩經、周禮、春秋左傳，文科的中國文學、中國史學，法政科的政治、法學，商科的銀行保險，格致科的地質、化學，工科的土木、礦冶，農科的農學，中國近代第一所綜合性大學終于初具規模。[23]

　　中華民國/國立北京大學時期

　　民國初年(1912-1916)

　　1912年5月3日，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校，旋即冠“國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冠名“國立”的大學，嚴復出任更名后的首任校長。1914年，胡仁源任北京大學校長。此時已有黃侃、辜鴻銘、錢玄同、馬敘倫、陶孟和、馮祖荀、何育杰、俞同奎等名家在北京大學任教。

　　五四運動前后(1916-1927)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的這十年，被視為北京大學校史上的一段輝煌期，“奠定了北大的傳統和精神”。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學開學，蔡元培在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說，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蔡元培主張“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之義”，對北京大學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辭退了一批不稱職的中國、外國教師，聘請陳獨秀、夏元瑮分別出任文科、理科學長，聘請胡適、李大釗、魯迅、劉半農、梁漱溟、李四光、王星拱、顏任光、鐘觀光、任鴻雋、李書華、丁西林、馬寅初、陶孟和、陳啟修、王世杰等到校任教。此期間在北京大學任教的著名學者還有黃節、吳梅、劉文典、陳垣、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馬衡、康心孚等。對有學術造詣、政治上守舊的辜鴻銘、劉師培、黃侃等人，蔡元培也用其所長。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推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制度。他設立了評議會，將其作為學校最高權力機關和立法機關，評議員由教授選出。后來，又在各學門(系)設立教授會。隨后又設立北京大學行政會議、教務會議、總務處。至1920年9月，北京大學教授治校的管理體制已經基本成熟。蔡元培倡導教育獨立，認為官僚政客不應干涉教育，“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為此幾次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

　　蔡元培力圖將北大辦成以文、理兩科為重點的綜合性大學，將商科并入法科，把工科并入北洋大學。1919年，蔡元培撤銷文、理、法科，學門不再隸屬于科，并改學門為學系，設14個學系。蔡元培廢除年級制，實施選科制，以發展學生個性，溝通文理。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設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培養研究生。這是中國高校最早的研究所。1918年，他創立《北京大學月報》，為中國最早的大學學報。蔡元培積極開展學術交流，邀請杜威、羅素、班樂衛、普朗克等名家到北大講學。1920年，北京大學允許3名女生進入文科旁聽，并在同年秋天正式開始招收女學生，開中國公立大學男女同校之先。

　　1919年(民國八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北京大學等北京多所學校的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羅家倫、江紹原、張廷濟為學生運動三個代表，隨后舉行游行。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任游行隊伍總指揮。集會宣讀了北大學生許德珩起草的《北京學生界宣言》，游行中散發了北大學生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游行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軍警當場逮捕學生。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朱家驊、胡適、魯迅當時為了營救學生，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界罷工罷市。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得到了各地青年學生和人民群眾的同情和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國，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帝愛國運動。北洋政府被迫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職務，并拒絕簽署巴黎和約，學生運動取得勝利。五四運動后，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率先在中國系統地接受、傳播、實踐馬克思主義，北大成為中國研究與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1920年8月，陳獨秀創建上海共產黨小組。1920年10月，李大釗創立北京共產黨小組。中共一大前，中國53名中共黨員有21名是北大師生、校友。[26]

　　三十年代(1927-1937)

　　1927至1929年間，北大處于動蕩之中，并遭到嚴重摧殘。奉系軍閥攫取北京的政權后，于1927年悍然宣布取消北大，與北京其他八所國立大學合并為京師大學校。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先將其改為中華大學，復改為北平大學，復改為國立北平大學北大學院。1929年北大宣布自行復校，國民政府于8月6日恢復國立北京大學。

　　1930年(民國十九年)，國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長、蔡元培先生的高足、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長的蔣夢麟開始執掌北大，翌年一月正式就職。蔣夢麟改革北京大學管理制度，提出十六字方針“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改評議會為校務委員會。

　　1931年北大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設立合作研究特款。動工興建新圖書館、地質館、灰樓學生宿舍等三大建筑，修建了大操場;理科各系設施得到相當的改善。

　　1932年6月，北京大學實行學院制，設文、理、法三個學院，胡適、劉樹杞、周炳琳分別出任院長。

　　1935年，北大已建成實驗室40多個，實驗儀器6716件，標本15788種，藥品及實習用具3100多件，設備條件居于全國高校前列。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時期(1937-1946)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7月底，日軍先后占領北平、

　　天津。9月，北京大學奉南京國民政府令南遷至湖南長沙，與國立清華大學、天津的私立南開大學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

　　1938年長沙臨時大學前往昆明，4月2日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全校設文、理、法商、工、師范五個學院，26個系。1938年5月4日，西南聯大正式上課，次年5月北大研究院在昆明恢復并開始招生，研究生學籍分屬三校。

　　西南聯合大學辦學條件十分艱苦，校舍緊缺、缺少儀器、資金不足。部分師生不得不兼職以維持生計。盡管條件艱苦，西南聯大辦學九年間本專科、研究生畢業3882人，在校生共8000人左右，培養出了很多優秀人才，其中90人后來成為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含外籍院士)，6人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獎章者共23人)，3人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李政道、楊振寧獲諾貝爾物理學獎。1945年8月，日本戰敗。由于交通條件困難、三校原有校舍有待修繕，西南聯大繼續辦學一年。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合大學舉辦結業典禮，聯大宣告結束。[28]

　　抗日戰爭勝利后的國立北京大學(1946-1949)

　　1946年7月胡適先生由美返國，9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長，致力于北大之全

　　面復興，“把北大做到最高學府，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學術研究機關”。雙十節在國會街北大第四院禮堂隆重舉行復校開學典禮。胡適先生以其絕高的威望，延攬名師，可謂濟濟多士，萃集一堂。

　　1946年，北大聘任湯用彤為文學院長，饒毓泰為理學院長，周炳琳為法學院長，馬文昭為醫學院長，俞大紱為農學院長，馬大猷為工學院長，樊際昌為教務長，陳雪屏為訓導長，鄭天挺為秘書長，設33個學系(其中醫學系下設18科)、兩個專修科及獨立的文科研究所。據1946年12月的統計，北大有注冊學生3420人。復員后，北大文、理、法學院得到加強，醫、農學院處于中國頂尖水平。胡適還擬設立原子能研究中心，但是因局勢動蕩未能實現。1948年，國立中央研究院選舉首批院士，北大十名教授當選，列中國各大學之首。

　　1948年11月，北平被解放軍包圍。國民政府原本計劃讓北京大學南遷，但北大教授會決議不南遷。國*黨擬定“搶救大陸學人計劃”，派出飛機，希望一批重要學者離開北平南下。胡適、錢思亮、毛子水、姚從吾等人受邀南下，但大多數學者留在了北平。12月15日胡適校長離平南遷，由鄭天挺、湯用彤、周炳琳三人主持校務，但表示“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