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森林》序言里有這樣一句話：“每一個人都像是一座兩層樓，一樓有客廳、餐廳，二樓有臥室、書房，大多數人在這兩層樓間活動。實際上，人生還應有一個地下室，沒有燈，一團漆黑，那里是人的靈魂所在地。身處暗室，閉門獨修，正是為了面對真實的自我。”從此，我知道了人生應該有一個“地下室”。在這個“地下室”里，可以自我療傷、自我咀嚼、自我思考。一個沒有“地下室”的人，哪怕地上的房子再華麗、再漂亮，也是一種“貧窮”和“困頓”。

　　《瓦爾登湖》的作者梭羅，為了靜心沉思，聽從內心的召喚，去森林中過著一種隱士生活。自己種豆和黍為食，擺脫了一切剝奪他時間的瑣事俗務，全心全意記錄自己的思考和人生的感悟，為人類留下了豐厚的思想文化遺產。

　　面對人們的不解和嘲諷，梭羅沒有動搖自己的選擇和目標。他說，自己到瓦爾登湖隱居，是因為生命太寶貴了，他要過一種有深度的生活，吸吮生活的精髓，綻放自己的心靈。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受名之累，利之苦，熱衷于被官方、民間、電視廣告商人等拉去“作秀”。日復一日，漸漸地迷失了自己。陷入這種忙亂的俗事重圍，他不知如何解脫，最后以自殺了卻一生。

　　臨終前，他對友人說過這樣一句話：我現在整天生活在高高的樓房上，一刻也不得安靜了，我想擁有一間小小的“地下室”，也成為一種奢侈和不可能。這是多么大的一種人生悲劇啊！

　　他是著名的古籍整理暨文史研究專家，他編撰的《蘇軾年譜》、《蘇轍年譜》、《三蘇年譜》，被學術界稱為“迄今為止三蘇研究的最高成果”，他就是無冕學者孔凡禮。

　　其實孔凡禮并非沒有“加冕”的機會，而他卻一再選擇了放棄。他或因編務、公務與古籍整理難以兼顧，或因離京太遠耗不起而一一婉辭，一次次與編審或教授頭銜擦肩而過，然而，在豐厚的學術成果面前，他的“失去”，顯得那么微小。

　　他在給友人的信件中說：“當我在自己人生的“地下室”里編撰古籍時，我的心靈變得那么清澈、那么寧靜，那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