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七日，并非“七夕”，

　　七夕習俗：七夕守夜。七月七日原是歲時性的節日，與牛女神話無涉。這一“良日”古已有之，其節俗包括曝衣、曝書等。“七夕”則依托牛郎、織女的愛情神話而產生，是一個紀念性節日，其節俗主要有守夜乞愿和穿針乞巧等。

　　《詩經·豳風·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夏秋之交，正是曝曬舊衣和制作新衣的時節。宋卜子《楊園苑疏》曰：“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閣，常至七月七日，宮女出后登樓曝衣。”〔17〕卷31據此，七月七日曝衣之俗，可溯至西漢武帝時。東漢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曲合藍丸及蜀漆丸，暴經書及衣裳。”〔18〕76則曝書、曝衣以免蟲蠹，漸成習俗。此俗至魏晉尤盛。王隱《晉書》曰：“魏武帝辟高祖(司馬懿)，以漢祚將終，不欲屈節于曹氏，辭以風痹，不能起居。魏武遣親信令史微服于高祖門下，……七月七日高祖方曝書，令史竊知，還具以告。”〔17〕卷31司馬懿假病，仍不廢曝書，可見七月七日此俗之盛。《世說新語》曰：“郝隆七月七日見鄰人皆曬衣物，乃仰臥出腹，云曬書。”〔19〕76《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字仲容。七月七日，諸阮庭中燦然，莫非錦綈。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裈于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18〕76臥腹曝書、掛犢鼻裈，是魏晉名士七月七日的滑稽表演。可見，七月七日原有的節俗，“曝書策，曬衣裳”〔13〕，都是在白晝舉行的。晉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園詩》曰：“商風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木茂園，芳草被疇，于時我后，以豫以游。”〔18〕76這一“良日”里，達官顯貴們還要宴游。這里，潘尼也未提及牛女神話。

　　從西漢初年開始，牽牛、織女的愛情神話逐漸滲透在七月七日這一“良日”，最終形成在七月七日晚上守夜乞愿、穿針乞巧等一些新的節俗。七月七日這一白晝的“良日”，漸漸變成了晚上的乞巧節;原本在白晝舉行的曝衣、曝書等節俗淡化了，守夜乞愿、穿針乞巧成為七月七日晚上的民俗景觀。(注：撰者按：《太平御覽》卷31“七月七日”引晉周處《風土記》三則。《風土記》云：“七月初七日重此日，其夜灑掃中庭，然則中庭乞愿，其舊俗乎?”又云：“魏時人或問董勛云：七月七日為良日，飲食不同于古，何也?勛云：七月黍熟，七日為陽數，故以糜為餌。今比人惟設湯餅，無復有麋矣。”又云：“七月初七日，其夜灑掃于庭，露施幾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織女。言此二星辰當會，守夜者咸懷私愿。咸云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有光耀五色，以此為征應，見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壽，無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頗有受其祚者。”在第一則中，周處指出，七月七日之成為“良日”，原因是“重其日”。就像古人重視正月一日“元日”、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或者九月九日“重陽”一樣，七月七日受到重視，成為“良日”。明李詡曰：“古人之節，抑有義焉。如元旦、上巳、端午、七夕、重陽，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抑陰之義也。”(見李詡《戒齋老人漫言》卷7，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305-306頁)但守夜乞愿，本是這一“良日”的舊俗么?周處提出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