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失意文人，是因為儒家根植中華文明以來，始終傳承著一個不變的主題，即文人的使命，在兼濟天下的文化內核的浸淫之下，十年磨一劍的文人每每胸懷“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理想，開始了與政治強權的碰撞，雅正文化與官宦文化的糾纏沖突，刺激著他們發生思想蛻變，并日益豐滿。而個人價值觀基本由社會價值觀所取代，稀釋。在人生的風雨中，命運之樹一次次修飾著他們的生命底色。鷸蚌懷珠，于是，一曲曲璀璨的文學樂章在文化長河中奏響，一個個標簽式的文化形象劃過歷史天空，在鍛造經典的同時，也夯實了東方文明的性格基因。

　　文人的失意，或因社會變遷，或因政治格局；之所以失意，因其個人遭遇、時代環境、心理消化而各具其質。從其思想性格的最終訴求來看，大致呈現以下幾種類型：

　　一、決絕式反抗。最典型的代表當屬屈原。從“久居芝蘭之室”的滿腔政治抱負到“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堅韌執著、忍辱負重，再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徹底絕望，屈原的心路歷程無疑是痛苦的、備受煎熬的，他希望個人的政治胸懷在社會變革中得以釋放，但當時的政治文化殘酷的拒絕了他。不僅如此，還肆意侮辱著他的社會文化價值觀，這對他是致命的打擊。最終，他自己走不出自己，走不出他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在現實面前崩塌的事實。他不能背叛哪怕妥協一下他的文化使命，就注定了他必須與政治現實做個了結。于是，他選擇了他認為最高尚最純粹的方式與流氓文化徹底搏斗，以決絕的方式，以自己的生命宣告他對自己的文化價值觀的無比忠誠。

　　這種最激烈的文化行為直抵人的神經，也直接樹起了文化的脊梁。不管是以死明志，還是寧死不折，后世從屈原身上看到了要留清白在人間的人格意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氣盈滿乾坤。“竹林七賢”中嵇康﹑阮籍﹑劉伶等對統治集團持堅決不合作態度，拒絕為朝廷服務，甚至犧牲生命亦不易其志。大學者劉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進杭州后便絕食，二十天后死亡；他的門生，大學者黃宗羲投身于武裝抗清行列，失敗后回余姚家鄉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學者顧炎武比黃宗羲更進一步，武裝抗清失敗后還走遍全國許多地方圖謀復明，最后終老陜西……流氓勢力可以消滅他們的肉體，但消滅不了他們的精神。

　　二、隱逸式決裂。自老莊始，無為與自然已經潛伏下與濁世劃清界限的因子。真正將這種文化的潛藏激發出來，需要時勢。陶淵明就是在暗夜時代裂帛一聲與魎魅官場說再見的，確切的說，他為自己，為如他的后世文人賺取了生命的尊嚴與生機，是他沖破了所謂文人使命的藩籬，找回了他自己。他在廣袤的山林，在靜謐的田園大口大口的呼吸清新的空氣，即便簞瓢屢空，他只感到自由、舒暢，還有什么比“復得返自然”更重要呢，“但使愿無違”。于是，形為神役，精神的安逸超脫于肉體的磨難，隱逸成了清高的代名詞，甚至成了避開權力爭殺的避風港。值得一提的是，陶淵明在林風竹雨中真正體會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他已從對塵俗的被動拋棄升華為對大自然的主動投入，樂在其中。是的，原來自己苦心孤詣要以文報國是一個天大的笑話，是“誤入塵網中”，他以歸隱山林的方式與現實決裂，并真正實現了生命的豐盈。至此，失意文人從他那里找到了不必像屈原那樣自我毀滅仍能潔身自好的救贖方式。一代隱宗打開了失意文人獨善其身的生命通道，成了危機四伏的官場照亮人生的明燈。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動蕩的時期，也是文化價值失去指向標的時期，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無數文人歸隱山林、歸隱田園，隱逸之風竟然成為文人墨客的一致選擇。

　　若然心有不甘，即便才高八斗者如謝靈運也難得善終。時至唐代，王維在“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的暮鼓晨鐘里竟然修身悟道，成為詩佛，這又將隱逸文化納入煉禪的境界了。不能不說，隱逸成了失意文人的精神家園。至于歐陽修一再表明“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就多少有些借隱逸之樂排遣內心的阿Q主義了。因為他的骨子里，是不愿意與山林為伍的。

　　三、包容式修煉。實際上歷史上這類文人是很少見的。在入世中出世，需要頓悟，需要融通儒道釋。用現代語來說，就是以一顆平常心面對無常的人生。這其實是將濟世之心熔鑄于造化與蒼生了，這種人的存在只會讓所到之處煥發生機與光彩，充滿意理與情趣。蘇東坡無疑是此中第一人。且不說，蘇堤情味，“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也不說廬山禪機，“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然“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何等灑脫、曠達。權謀的皮鞭在他的“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之前軟化成灰。無奈乎？超脫乎？抑或是既然改變不了現實，那就改變自己吧。總之，這不是妥協。但看千斤壓頂，卻被蘇軾彈指一揮間，銷于無形，即知蘇軾是藐視官場伎倆的。縱然政治理想在王安石與歐陽修之間難以周全，但是人生畢竟可以有所為的。于是，他在嶺南，“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他仿佛在夷越之地、氤氳之所也能得大自在。及至流放海南，天涯海角，蠻荒至極，他仍興致勃勃，開辦學館，成為海南歷史上文化墾荒第一人，并前無古人地培養出海南歷史上第一個進士。功乎？普天之下，無人能出其右。一個對人世懷有無尚大愛的人方能于生之困厄中搭建起人生與趣味的橋梁。自蘇子以下，來者無追。

　　四、批判式審思。且不說勸諫當權者的文人，如賈誼、蘇洵之流。單以失意于朝廷者論，此類文人往往在觸了霉頭之后，能洞察社會弊端，跳出統治集團的苑囿，及時反省，無情批判，以如椽巨筆書寫他們對天下蒼生的深摯同情與眷顧。柳宗元敢說“苛政猛于虎”，不啻給當道者棒喝。白居易敢說“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將人吃人的社會揭露無遺。他們在政治生涯的挫敗中既沒有捶胸頓足，也沒有遠遁山林，也許他們不夠徹底，但至少他們沒有自怨自艾、自暴自棄。柳宗元有魄力發見“永州之野產異蛇”，也善于發見《永州八記》“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的野趣。白居易能尖銳嘲諷“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的奢靡荒淫，也能釋懷于“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的生活興致。或者說，對黑暗的恨源自對美好的愛，只不過被政治玩弄后，他們學會審思了，挫敗給了他們慧眼，經歷了仕途劫難的他們，格外看重他們的筆觸揭開社會現實的瘡疤，捅破光鮮背后的丑陋。待到關漢卿發出“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則將矛頭直接指向了當權者，并勇敢發出懷疑統治者的權威，要將之拉下神壇的怒吼，這不能不說已帶著革命者的思想了。

　　五、勵志式執著。孔子可謂勵志教育第一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不放棄是他的信條，他是懂得運用頭腦風暴的，我不打到你，但我要改變你。如何改變，就是換腦，轉換意識形態，而不是對肉體或政治的摧毀。說到底，孔子追求的是改良主義。統治者不用擔心孔子會反他，相反，他的忠君讓統治者覺得煩，覺得孔子總要指導他們怎么做皇帝，怎么為官。而且，孔子一干人等竟然百折不移其志，雖然屢次碰壁，竟還不斷鼓勵自己要“為之”。這種以改良而非改變為前提的思想終究在當時是敵不過縱橫家與法家的，但是“為之”的執著信念卻遺傳后世，除秦始皇外的歷代君主尚不至于對呶呶不休要維護君主制的儒家趕盡殺絕。范仲淹被貶離京都仍念念不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陸游老的不行了，還說“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戌輪臺”。辛棄疾退隱九江那么久，一聽說要攻打金兵，馬上“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像極了今天的歌，給點陽光就燦爛。可惜，政治陽光極少照到他們。于是，他們往往在失落中與他們難以泯滅的忠貞之心湮埋于歷史的廢墟。

　　六、自閉式沉溺。從個人情感痛苦的持久性來說，這類文人是以一種近于病態的方式茍于人世，其不能自拔決定了他們的自我調整與反應極為遲緩，往往在社會風浪中成為殉葬品，也最易博得同情。南唐后主李煜，奢華已逝，卻難以釋懷，軟禁之身卻偏要與宋太祖過不去，“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總是活在過去的美好記憶里，寂寞與愁苦述說著對命運的無能為力。于是，一杯毒酒，送了卿卿性命。他們往往有著痛徹心扉的凄慘經歷，一旦心思糾結，難以擺脫，等待著他們的就是死神的召喚了。歷史上，郁郁而終者數不勝數，這類悲情文人往往是單純乃至幼稚的，他們的才華基本消耗在對朝廷的怨艾或者對自身命運的悲嘆中。后世者捧讀其詩文，除唏噓喟嘆，無有其他。用今天的話來講，這是對自身生命存在的不作為。

　　縱觀中國文學史，文人使命這根線貫穿始終，社會價值觀充滿了他們的生命空間。在這種文化心態的主導之下，文化的血脈以一個個無比生動豐富的生命形象流轉至今，每一個文學符號又以其獨有的生命內涵填充著文化的人文意義。從文化價值上，這是傳承文明的財富；但現實意義上，文人使命又似乎更應該關注人作為一個生命對于生命本身的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