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權力之爭中莫名地被推上皇帝的御座，呈現(xiàn)在他面前的是一個氣數(shù)將近的南唐；他在忍受不了父親的嚴酷教育憤而出逃，被抓回后，命運強塞給他一個弱小貧困的普魯士王國。

　　面對南唐的現(xiàn)狀，他選擇了不聞不問，依然故我，整日詩詞歌賦，陶醉于填詞作曲，毫不理會漸行漸近的趙匡胤的軍隊，早已步步逼近他的都城；而他則收起鐘愛的長笛，手執(zhí)長劍親自指揮西里西亞戰(zhàn)爭，為普魯士的壯大不懈努力，使得因三十年宗教戰(zhàn)爭而生靈涂炭、民不聊生的德意志地區(qū)重新走上富強之路。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亡國后的三年，他最終于七夕之日被毒死，做了個短命的皇帝，后人哀嘆他：“做個詩人真絕代，可憐薄命做君王”；而他于1786年第三次西里西亞戰(zhàn)爭后去世，享年74歲，是一個公認的軍事家政治家和文筆優(yōu)美的作家，留下了《戰(zhàn)爭原理》、《政治典范》、《布陣法與戰(zhàn)術綱要》等諸多著作。他終身熱愛文學藝術，擅長吹奏長笛，一生寫了四部交響曲和一百多部長笛奏鳴曲，后人稱贊他：“是個多才多藝的君主”。

　　前一個“他”是南唐后主李煜，后一個“他”就是普魯士第三任國王——腓特烈大帝。

　　他們的命運曾有太多的相似之處：比如說，本意都不想為王，都有著文學藝術方面的專長，也可以說都是曾被命運安排錯位置的人。然而結局卻是天壤之別：李煜國破家亡身死，讓后人嗟嘆；腓特烈大帝卻在死后留下了一個強盛的普魯士，令后人景仰。差異產生的原因顯而易見：對同一問題，他們做出了不同的選擇，這個問題就是：如果命運安排錯了你的位置，你會怎樣？

　　面對問題，李煜選擇的是避退：他避開了戰(zhàn)斗，只圖自已有個安身寫詞之所，他逃避戰(zhàn)爭，南唐也就難逃淪亡，他鴕鳥般躲在詩詞的王國里，終究還是難逃國破、家亡、身死的命運，只留下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愁怨來埋怨命運的錯位：他是詞人，而非君王。

　　同樣的問題，腓特烈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接受與應對。我想，當年幼年的腓特烈面對父親——威廉一世無情地撕碎他的音樂書時，內心一定也有怨恨；當他眼睜睜地看著幫自己出逃的朋友被處死，他一定也是心如刀絞；當他由于政治原因不得不與漢諾威公主聯(lián)姻時，他一定也曾埋怨過命運的弄人……即使他在繼位后，也完全可以像同時代的彼得三世或者中世紀的那些“只管生前享樂，哪怕死后洪水滔天”的君主們一樣，放下政事，專心于他熱愛的藝術，我想即便是這樣，人們也不會責怪他，或許人們還會說他“做個樂師真絕代”呢，然而，他沒有，他在繼位的時刻就明白了自己存在的意義——他要令普魯士振興。于是，面對弱小的普魯士，他放下手中的長笛，振興國家成了他亟待全心全意投入的事業(yè)。

　　早年偷偷閱讀的文學、哲學類作品使得他成為了開明的君主，他在普魯士實行了義務教育，設立了柏林皇家科學院，設立巨額獎金，以此來鼓勵人民探索科學，他還給人民以出版和言論自由，甚至允許書店展出以自己為對象的漫畫，他沒有放松對軍隊的建設，但難能可貴的是：他沒有對人民橫征暴斂，而是將私人收入的8%用于軍費。由于他的嘔心瀝血，很快使普魯士成為了德意志的霸主。

　　有位名人曾說過：“世界上有許多事必須做，但你不一定喜歡做，這就是責任的全部意義。”面對命運的錯位，我想，李煜則犧牲了南唐成全了他個人的詩詞，至多也只能是落得個“國家不幸詩家幸”的無奈評說，腓特烈大帝則犧牲了個人的鐘愛，成全了整個普魯士的昌盛。正因為這樣，我對李煜有的只是惋惜，但對腓特烈大帝則充滿了崇敬。

　　假如命運選錯了你，你該怎樣？

　　我想我已經從腓特烈大帝的一生中找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