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詠也算一塊兒長大，當年我十八，他十九，我屬雞，他屬猴，進大學沒倆月就談上了戀愛。我爸一提起這事兒就憂心忡忡：“老話說，雞猴不到頭兒。你們啊，唉……”擔憂歸擔憂，李詠最終還是憑他那張能說會道的小嘴兒把我們全家順利“拿下”，1992年9月26日，我們倆結婚了。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們共同經歷了人生中的大部分時光。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如出一轍。

　　跟李詠過日子，時間一長，驚喜就少了，改“驚嚇”了。他時不時就犯個迷糊，或者使個小壞，我得去給他收拾殘局。比如他開車不認路。每當他開車出門，我都得時刻開著手機，嚴陣以待。保不齊什么時候他的電話就來了：“老婆，我在一個某某廣告牌底下，我該怎么回家？”2003年鬧“非典”，他老在家待著，病毒沒傳上，酒癮起來了——我不讓他喝酒，他自有辦法，居然把酒柜里的酒偷偷拿出來喝了，再灌上礦泉水，原封不動地擱回去。這招還挺絕，家里要是不來客人，估計我永遠都發現不了。

　　我們家分兩個辦公室——物質文明辦公室和精神文明辦公室。前者歸他管，后者歸我管。每當我過生日，物質文明辦主任都會送上一件挺像樣的禮物，閨女看我一臉不以為然就問了：“媽媽，你就不感動嗎？”我反過來問他們爺兒倆：“我有什么可感動的？難道不應該嗎？我覺得我太值得擁有了！”

　　有人說，最理想的夫妻關系就是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還真有點兒道理。我們這日子過得是挺樂和，只要有時間，我們就像一對兒門神似的，往那兒一坐，開聊，從國家大事到娛樂八卦，沒煩沒夠。有他和閨女這對兒活寶，家里就總有歡聲笑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