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歷史文化名人唐胄的故事
在海南的歷史文化名人中，丘濬、海瑞最為人們所熟知。而被《明史》譽為“嶺南人士之冠”的唐胄，人們了解得還不多。這背后隱藏的深層次的文化原因，尤其發(fā)人深思。
唐胄(1471-1540)，字平侯，號西洲，瓊山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考中進士，官至戶部左侍郎。《明史》有傳，稱其“耿介孝友，好學(xué)多著述，立朝有執(zhí)持，為嶺南人士之冠。”前面三句話都切合實際，說得很實在。最后一句話，評價之高，則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嶺南人士之冠”
《明史》的修纂，始于清初，歷經(jīng)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方告竣工。康熙年間編纂的徐乾學(xué)本《明史》、王鴻緒本《明史稿》(實為萬斯同所纂)和乾隆年間作為最終定稿的張廷玉本《明史》對唐胄的評價是一致的，均有“耿介孝友，好學(xué)多著述，立朝有執(zhí)持，為嶺南人士之冠”這一句話。
筆者翻閱《明史》之前的一些早期文獻資料，并未發(fā)現(xiàn)有稱唐胄“為嶺南人士之冠”這樣的說法，故而基本可以認定，這是由《明史》修纂者對唐胄作出的評價。現(xiàn)存最早的唐胄傳記資料，出自唐胄生前故交鐘芳之手。鐘芳《祭唐西洲文》(見《鐘筠溪集》卷十六)有一句“嶺海精英，公評端在”，這大概就是《明史》所本。而此后鐘芳為唐胄所作《墓志銘》、王弘誨所作《神道碑》，均無類似評語。自明代萬歷至清代康熙年間修纂的《廣東通志》、《瓊州府志》、《瓊山縣志》等各類地方志中，對唐胄的評價一般是“耿介有器識，尤孝于親。服食澹泊，足振靡俗。為文尚理，不事浮華。”也沒有“為嶺南人士之冠”這句話。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初修《大清一統(tǒng)志·瓊州府》中對唐胄的評價是“胄耿介有器識，立朝執(zhí)義不撓，海南推為冠冕。”這與《明史》的論斷已經(jīng)比較接近了，應(yīng)當(dāng)是受到了《明史》稿本的影響。而乾隆之后重修的地方志中，在評價唐胄時，有的就直接援引《明史》的論斷了。
“海南推為冠冕”
嶺南是一個相當(dāng)廣闊的地區(qū)，包括了現(xiàn)在的廣東、廣西及海南全境。雖然由于地理位置偏遠，嶺南在歷史上文化相對落后，但也出了不少名人。略舉幾例，如唐代名相張九齡，宋代名臣余靖、崔與之，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所以，在《明史》對唐胄的評價中，大概省略了一個時間定語，即“為嶺南人士(一時)之冠”。清代光緒十九年，來海南督學(xué)的徐琪作《西洲侍郎像贊》，文中便稱唐胄“耿介孝友，一時之冠。”然而，就算是在唐胄同時代的嶺南人物中，也有像陳獻章、湛若水這樣的大思想家，不論在當(dāng)時還是后世，他們的`知名度都在唐胄之上。所以，我們似乎還得把空間范圍再縮小一些，就像雍正初修《大清一統(tǒng)志·瓊州府》中對唐胄的評價那樣，“海南推為冠冕。”
即便如此，恐怕仍然有人會提出異議。明代是海南文化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這一時期，海南產(chǎn)生了64名進士，舉人數(shù)量約有600名左右，占海南歷代舉人總數(shù)的四分之三強，可謂人才濟濟。《明史》為之立傳的海南人，共有5名進士和1名舉人，分別是：薛遠、邢宥、丘濬、廖紀(jì)、唐胄和海瑞。另外，有一個名叫榮瑄的瓊州普通老百姓，也因為孝義事跡而有幸躋身國史。榮瑄屬于特例，姑且不論。就其他人物而言，薛遠、廖紀(jì)、王弘誨等海南人均官至尚書，丘濬更是入閣為相，地位都在唐胄之上。海瑞與丘濬并稱為“海南雙璧”，邢宥與丘濬、海瑞并稱“奇甸三名賢”，其思想影響和文化意義都不容小覷。臺灣國學(xué)大師錢穆對于邢宥就有很高的評價，他說：“論者謂公(邢宥)與丘、海二公，為奇甸三名賢，他人之賢弗及……而其德功言三者，俱得先文莊、忠介而合稱為一鼎之三足，此決非偶然矣。”
邢宥、丘濬的生活年代較唐胄為早，海瑞、王弘誨則比唐胄略晚一些。如果我們將時間范圍再縮窄一些，僅就與唐胄同時代的海南人而論，也有不少人可以和唐胄媲美。例如，比唐胄年齡稍長的臨高舉人王佐雖然沒能考取進士，官做得不是很大，但不論在當(dāng)時還是后世，世人對其評價都相當(dāng)高，唐胄本人也對王佐十分尊重，以師事之。還有鐘芳，官至戶部右侍郎，被《廣東通志》稱為“上接文莊，下啟忠介”的“嶺海巨儒”，雖然《明史》只提及鐘芳的名字，沒有單獨為他立傳，但其才學(xué)和功名與唐胄相比，也不遑多讓。
后人眼中的“全能冠軍”
那么，《明史》對唐胄的評價，是否有些夸大其辭呢?并非如此。應(yīng)當(dāng)注意到，《明史》在得出唐胄“為嶺南人士之冠”的判斷之前，有三句話作為前提，即：“耿介孝友，好學(xué)多著述，立朝有執(zhí)持”。這三句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其中，“耿介孝友”是立德，“好學(xué)多著述”是立言，“立朝有執(zhí)持”是立功。儒家有“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說。如果單就某一方面而言，唐胄也許不是最突出的。但如果將上述三個方面結(jié)合在一起來看，則很少有人能夠超過唐胄，他是一個各方面實力都比較均衡的“全能冠軍”。
例如“耿介”，這幾乎可以說是海南人出外為官者的一個共性，至海瑞而造乎其極。《明史》中海瑞的傳記超過三千字，其中批評嘉靖皇帝的《治安疏》占了一千三百字。但《明史》稱海瑞“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無偏云。”對海瑞也不是完全肯定的。
再比如“好學(xué)多著述”，丘濬在這方面一直被視為海南人民的驕傲。萬歷《廣東通志》引何喬新語，稱“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為嶺南人物之首”。在何喬新眼中，明代只有丘濬才是真正的“嶺南人物之首”。何喬新之語曾經(jīng)被廣為引用，然而《明史》卻沒有轉(zhuǎn)述，這頗耐人尋味。《明史》中丘濬的傳記近千字，贊美之余，也不無微詞，稱其“議論好矯激，聞?wù)唏斻怠?rdquo;
《明史》中，薛遠的傳記附在其祖父薛祥的傳記之后，不足百字。邢宥的傳記全文二百余字，主要是贊其“廉介”。而唐胄的傳記有一千一百余字，扣除引用的唐胄《諫征安南疏》近七百字后，還有四百余字。文中對唐胄幾乎全是正面贊美之詞，沒有任何非議。
唐胄考中進士之后，因遭逢父喪，同時不滿于明代正德時期的黑暗政治，加之母親又年邁多病，回故鄉(xiāng)隱居了前后長達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間，他淡泊自守，侍親至孝，和睦親族，對鄉(xiāng)人的孝行義舉也大加揄揚。說起來，榮瑄能夠進入《明史》，也得感謝唐胄。《明史》記載的榮瑄孝義事跡，采自唐胄主持修纂的正德《瓊臺志》。這是他“耿介孝友”的一面。
唐胄博覽群書，注意向嶺南先賢學(xué)習(xí)，整理出版過嶺南人崔與之、余靖、白玉蟾、王佐等人的詩文別集，修纂過正德《瓊臺志》等多部地方志，文章力求經(jīng)世致用，不務(wù)浮華。這是他“好學(xué)多著述”的一面。
嘉靖元年(1522)，唐胄應(yīng)召復(fù)起，在各地為官期間，政績卓著。在京期間，屢屢上疏縱論天下大事，顯示出卓越不凡的器識。同時，唐胄還很注意進行政治斗爭的方式、方法，平時不為矯激之舉，但在原則問題上卻也毫不退讓。這是他“立朝有執(zhí)持”的一面。
綜合起來看，唐胄在各方面都堪稱典范、楷模。前人評價唐胄時，也屢以“典型”稱之。如明人黃表衷《唐西洲公石像贊》中有“典型在茲”之語，民國時期王國憲在《敬題唐西洲公三父子詩集》中也用“百代奉典型”來稱贊唐胄。
《明史》為何如此高評?
在《明史》早期的編纂者中，徐乾學(xué)是顧炎武的外甥，黃百家是黃宗羲的兒子，萬斯同是黃宗羲的學(xué)生。他們的思想都受到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影響，具有一種文化反思精神，一方面大力弘揚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將心學(xué)視為招致明代亡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心學(xué)以陳獻章、王守仁為代表。陳獻章的心學(xué)思想主要在廣東一帶流行，其弟子湛若水熱衷于講學(xué)，與王守仁齊名，對傳播陳獻章的心學(xué)思想作出了重要貢獻。《明史·儒林傳》的序言說：“學(xué)術(shù)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有明諸儒，衍伊、雒之緒言，探性命之奧旨，錙銖或爽，遂啟岐趨，襲謬承訛，指歸彌遠。……經(jīng)學(xué)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shù)微，殆其然乎。”對明代心學(xué)的不滿之情溢于言表。正因為如此，《明史》在品評嶺南人物時，沒有將在當(dāng)時思想界影響巨大的陳獻章、湛若水舉作代表。海瑞的思想也受到心學(xué)的影響。丘濬則著有《大學(xué)衍義補》，自成一家之言。
唐胄在科舉考試的省試、會試當(dāng)中兩次奪得“禮魁”，在經(jīng)學(xué)方面有所專精。唐胄與當(dāng)時思想文化界的名流如湛若水、何景明等交往密切，但他在思想上不趨時逐新，不標(biāo)新立異，而是踏踏實實地去實踐、履行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不論是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標(biāo)準(zhǔn)，還是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標(biāo)準(zhǔn)來衡量，唐胄都堪稱弘揚儒家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表率。或許，這就是《明史》將唐胄視為“嶺南人士之冠”的真正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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