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的故事

　　宋濂小時侯，喜歡讀書，但是家里很窮。也沒錢買書，只好向人家借，每次借書，他都講好期限，按時還書，從不違約，人們都樂意把書借給他。

　　一次，他借到一本書，越讀越愛不釋手，便決定把它抄下來。可是還書的期限快到了。他只好連夜抄書。時值隆冬臘月，滴水成冰。他母親說：“孩子，都半夜了，這么寒冷，天亮再朝抄吧。人家又不是等這書看。”

　　宋濂說：“不管人家等不等這本看，到期限就要還，這是個信用問題，也是尊重別人的表現(xiàn)。如果說話做事不講信用，失信于人，怎么可能得到別人的尊重。”

　　又一次，宋濂要去遠方向一位著名者請教，并約好見面日期，誰知出發(fā)那天下起鵝毛雪。當宋濂挑起行李準備上路時，母親驚訝地說：“這樣的天氣怎能出遠門呀？再說，老師那里早已大雪封山了。

　　你這一件舊棉襖，也抵御不住深山的嚴寒啊！”宋濂說：“娘，今不出發(fā)就會誤會了拜師的日子，這就失約了；失約，就是對老師不尊重啊。風雪再大，我都得上路。”

　　當宋濂到達老師家里時，老師感動地稱贊說道：“年輕人，守信好學，將來必有出息！”

余秋雨餓著肚子飽讀書的故事

　　1946年，余秋雨出生在余姚一個普通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本分的基層公務員，而母親則是一位沒落大家族的小姐。在他出生那天，天上一直下著小雨，因此得名叫秋雨。

　　余秋雨的童年是在余姚縣橋頭鎮(zhèn)（今屬慈溪市）度過的，鄉(xiāng)村的生活簡單、清貧而又快樂。從上海來的母親幾乎是村里唯一的文化人，在村子里開辦了一個免費的識字班。兒時的余秋雨跟在母親身邊玩，竟然也認識了不少字。

　　4歲那年，余秋雨背上書包走進了鄉(xiāng)村的小學。小學有一個圖書館，有幾十本童話和民間故事，十分誘人。但幾十本書怎么能滿足得了幾百名學生呢？老師想出了一個辦法，寫100個毛筆小楷字才可借得一本書。余秋雨的毛筆字，就是在那時打下的根基。他在回憶那段日子時，曾說：“我正是用晨昏的筆墨，換取了享受《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伊索寓言》的權利。直到今天，我讀任何一本書都非常恭敬，那是從小養(yǎng)成的習慣。”

　　在余秋雨11歲的時候，為了能讓他有更好的前途，他們全家借住到上海市區(qū)。余秋雨在上海報考了中學。

　　中學的圖書館不小，但每天借書都要排長隊，而且想借的書十次有九次都被借出去了。后來，余秋雨到處打聽，終于知道有一個叫“上海青年宮圖書館”的地方借書比較方便，就立即去申辦了一張借書證。青年宮在江西中路200號，快到外灘了。當時正值困難時期，人們每天都吃不飽。余秋雨在晚飯后要步行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達青年宮，走到一半就餓了。當他走到圖書館時，離人家關門已經(jīng)不到一個小時了。從青年宮圖書館把書借出來也不容易，所以余秋雨只能在那里看。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等找到書，就只剩下半個多小時了，能讀幾頁？但是，就為了這幾頁，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子，每天忍著饑餓走一個多小時，看完再走一個多小時回家。這種如饑似渴的閱讀精神怎能不讓人為之感動？

　　正是少年時那段艱辛的閱讀時光，為他今后的文化之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余秋雨的《長者》一文中，我們還看到了余秋雨在年輕時發(fā)憤讀書的情景。1975年世事紛擾，29歲的余秋雨因肝炎回鄉(xiāng)下養(yǎng)病，在恩師盛鐘健先生的幫助下，被安排到了奉化山間的一個蔣經(jīng)國的圖書室，專心閱讀了當時很難找到的《古今圖書集成》《二十四史》《四部叢刊》等書。這簡直是上天的一個有意的成全，也使得余秋雨像金庸筆下的人物，僅有高人指點還不夠，還讓他在某山某洞中獲得某種“武功秘笈”.這次閱讀對余秋雨無疑是重要的，因為這正好和他在上海戲劇學院的老師張可的指導互為補充，形成雙翼：張可指導他接觸西方文化，這次他卻走進了浩瀚的中國歷史。

　　關于讀書的方法，余秋雨有一個著名的“畏友”論：“應該著力尋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閱讀成為一種既親切又需花費不少腦力的進取性活動。盡量減少與自己已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閱讀層面，樂于接受好書對自己的塑造。我們的書架里可能有各種不同等級的書，適于選作精讀對象的，不應是那些我們可以俯視、平視的書，而應該是我們需要仰視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