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的文化生命中，最深奧的一筆是他的死。

　　關于他的死，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有如下記載：“五月初二日夜，閱試卷畢，草遺書懷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1927年6月2日）盥洗飲食，赴研究院視事亦如常。忽于友人處假銀餅五枚，獨行出校門，雇車至頤和園。步行至排云軒西魚藻軒前，臨流獨立，盡紙煙一支，園丁曾見之，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不及二分鐘已氣絕矣，時正巳正也。”

　　由此大體可以推測，王國維的死，不僅是一種主動的選擇，而且平靜得很，如同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約會，沒有絲毫激昂的成分。正是這種視死如歸的平靜，為王國維在文化史的坐標系上圈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他并非死于具體的時事，而極可能是死于對他身處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對于中國文化中某些無法補救的缺失的絕望。從大的歷史觀來看，他的死，不僅不拘泥于一些具體時務，更超越了個體生命；他以死來將自己同淪落的文化分割開來——他看到，倘肉體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滅，所以，只有以肉體的死，換取精神的永生。這正是他的大清醒、大智慧處。當時恐怕只有少數有同感者看穿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