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20多年前吧，報載錢鐘書對開名人紀念會的事相當反感，有云：“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談講不痛不癢之話，花費不明不白之錢。”這個六“不”，當時固然作為美談，但是否也反映錢氏的冷嘲風格，有如《圍城》的冷峻甚或刻薄？一些學人心中恐怕也不是沒有這個疑問的。。

　　實際上，我是比較早看到錢氏這個說法的。當時我在華中師大攻讀博士學位。華中師大是錢鐘書的尊人錢基博的終老之地，華中師大領導決定于1987年錢基博的百年誕辰時開個隆重的紀念會。其時錢鐘書的學術聲望正蒸騰日上，學校自然想邀請他出席。華中師大與錢鐘書有關系的教師也還有一些，如石聲淮教授就是錢鐘書的妹夫，但當時華中師大領導卻選定彭祖年操辦其事。彭祖年抗戰時是湖南安化藍田鎮國立師范學院（《圍城》中的三閭大學就是以它為原型的）國文系的學生，是錢基博的弟子，當時正寫完錢基博的傳略，便在寄傳略給錢鐘書審閱時，提到學校要舉辦紀念大會的事。彭祖年也是我的外公鐘鐘山的學生，我在華中師大時與我來往較多，有一天，他告訴我：“錢鐘書復信了，他對紀念會有看法。”并給我看了復信的全文：

　　祖年我兄大鑒：

　　音問久疏，忽奉惠書，并示先君事略，感刻感刻。謹刪易數字，以塞虛懷。紀念會事，盛意隆情，為人子者，銘心洽髓，然竊以為不如息事省費。比來紀念會之風大起，請帖征文，弟概置不理。今年無錫為先叔父舉行紀念會，弟聲明不參預。三不朽自有德、言、功業在，初無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談講不痛不癢之話，花費不明不白之錢也。貴鄉王壬秋光緒九年日記載《端午》絕句云：“靈均枉自傷心死，卻與閑人作令辰！”慨乎言之，可以移詠流行之某某百年誕辰紀念會矣。弟去冬患血壓高，服藥稍減，尚未平善，又不慎中寒，喘疾幾復發。草復，不盡。即頌

　　近祉

　　弟錢鐘書上二十日

　　這封信，應該是寫于1987年8月前某個月的20日，因為錢鐘書在1987年8月31日給華中師大的表示不能與會的信中提到前已有彭先生寫信給他，其復彭信當在此前。當時我看了信，感覺其中頗多感慨之語，必有深故，因與彭先生甚熟，遂叩問之。彭先生便與我說個大概——

　　抗戰勝利后，錢基博到了華中大學任教。華中大學后來改制為華中師范學院。1957年鳴放時，他寫了一信給上級機關提了一些意見，其時年事已高，身患重病，便托其婿石聲淮寄出。石遷延多日，朋友也都說不寄為妥，但拗不過老泰山催促，終于寄出了。事情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錢基博被錯劃為右派。當時的華中師院領導，大概也還有點“人道”，鑒于錢基博已經病重，便不將這個結論告訴本人。然而右派必須接受批判，如何處理呢？那就將其女婿石聲淮找來代替其岳丈挨批。錢基博本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個右派。這就其心理來說，自然算是大幸；然而就其人生來說，卻不能不說是大悲，到死都不明白自己的身份。錢基博在五十年代初就將自己的圖書和文物捐獻給了他最后服務的大學。我當時在圖書館看到的許多線裝書，就是出自錢基博之賜。錢基博死后，留下幾百冊日記，其中大量的是學術筆記（錢基博的許多學術著作都是從日記中抄錄而成的，如《中國文學史》《湖南近百年學風》等），由石聲淮保管。“文化大革命”中，石鑒于筆跡留存之可怕，遂全部銷毀——當時連郭沫若都說過他的著作應該全部銷毀，遑論他人。“文革”結束，石的朋友們無不責怪他毀棄老師的心血。他非常無奈，說當年投信錯了，汲取教訓燒毀日記又錯了，如何是好呢？

　　這些情況，錢鐘書不會不清楚。時過境遷，作為主事者，彼時有彼時的政策與人事，今天已經翻開新的一頁，自然要一切且向前看。但作為受事的一方，卻很難不將此看作歷史延續，能不感慨系之乎？我記得1979年春，北大為熊十力開平反追悼會，我外公接到邀他出席的信函，他對我說：“我怎么能去呢？”其中固然有身體上的原因，卻也不無幾多感慨在其中啊。

　　博學強記的錢鐘書，遇到這樣冰炭兩重天的事，心中立刻浮現王壬秋“靈均枉自傷心死，卻與閑人作令辰”的詩句，并寫出來給老熟人以抒發其感慨。六“不”之言，原為此傷心之忌日翻為他人嬉笑之令辰而發，并非無端之嘲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