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關注的不是這部影片，而是背后那段沉重的歷史。——題記

　　“餓死還是當亡國奴”是個偽命題

　　一九四二年，國民政府拋棄了1000萬災民，讓他們自生自滅，把他們視作亂攤子拋給了日本人。在國民政府的眼中，幾百萬災民的生計在抗戰大業面前幾乎不值一提，就像二十年之后幾千萬人的生存在國家建設的“大仁政”里也不值一提一樣。抽象的國家宏大的需要壓倒了具體國民的生死存亡。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經由程朱理學所樹立的傳統道德觀在國家層面就成了“寧死不做亡國奴”的道德律令。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的那段話堪為代表：“老百姓死了，土地還是中國人的；可是如果當兵的餓死了，日本人就會接管這個國家”。于是，我們看到，旱災蝗災并起之下，軍糧照征不誤；災民的生死小業讓位于抗戰的生死大業。

　　美國記者白修德看不懂。沒有經歷過極權社會的美國人，政府權力受到限制的美國人，享受一流政治文明的美國人，當然看不懂。他們不懂“是餓死還是做亡國奴”的二分邏輯，也不懂為何一個政府能對幾千萬人流離失所置之不理。在他們看來，餓死和亡國奴并不是絕然對立的，任何戰爭最終為的都是一個個具體的國民的生存和尊嚴。民都沒了，國又何在？

　　國民政府很快就吃到苦果。日軍進攻河南，發放軍糧，收攏民心，國軍一敗涂地。其間，甚至發生豫西山地民眾截擊國軍繳械這些讓后人不敢正視的歷史。有多少民眾“投靠”了日軍我們不得而知，有多少是土匪和游擊隊趁亂搶劫滋事我們也不得而知。但讓一個個吃完了觀音土離死亡只有一線之隔的民眾，擔負起“不當亡國奴”的民族大任，不覺得擔子太重了一些嗎？

　　是誰把災民推給了敵人，是誰讓災民只能做出這樣的選擇？政府拋棄了災民，日軍殘忍，敗軍如匪，火上加油，反過來搶劫手無縛雞之力的災民，反抗日軍的不正義被視為理所當然，這種來自自己人的不正義，難道就只能默默忍受嗎？中國人不能被外人奴役，難道就活該被自己人奴役嗎？“漢奸論”可以休矣。

　　“民族劣根性”論也可以休矣

　　馮小剛避免陷入國族的宏大敘事里，也沒有一廂情愿地塑造一個有氣節的底層中國人。唯一死在日本刺刀之下的，為的是不可磨滅的親情和記憶，而不是所謂的民族或國家。他深知在這種極端情境中的選擇是沒有選擇，所以不可能苛求餓的奄奄一息的災民按照社會的想象“氣節”一番。這是馮小剛的進步之處。

　　這部影片現實得殘酷，殘酷得卻不徹底。那段沉重的苦難讓人備感壓抑，而災難中真實的人性則讓人更加絕望。“餓殍遍野”、“赤地千里”是文人政客的含糊說辭。人命賤如草，生無尊嚴死無尊嚴。野菜、樹皮、觀音土，凡是能撐滿肚皮的都成了口中物；荒野中堆滿尸體，任野狗撕咬，路過的人在饑餓的威脅之下早已麻木不仁；人命成為交易，賣妻易子，只為幾升小米；讓這種灰暗的色調蒙上一層黑色的殘酷的，是人吃人，至此，人已經失去了人之為人的意識。先是卑微的茍活，再是淪為野獸般的茍活，活著，成了唯一的本能。

　　所有道德潰敗的社會無不如此，這與所謂的民族劣根性毫無關系，跟所謂的地域更是八竿子打不著。從這部影片中看到民族劣根性的人不僅失之對具體情境的理解和同情，更是深受意識形態教育流毒之害。有的社會發生大饑荒，卻沒有出現食人的極端場景，不是因為他們的人格更為高尚，而是因為有政府、宗教組織和社會組織的接濟使他們不至于淪為目露兇光、只知果腹的野獸。

　　而在一個不民主的社會，不僅政府沒有動力去解決饑荒，各種社會組織和宗教組織也沒有多大生存空間。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早已解剖出大饑荒背后的機理，饑荒的背后是權利剝奪，“從未有一個重大饑荒在民主國家發生，不管它是多么貧困……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饑荒的話，饑荒是極其容易防止的”，這在二十年后那場更大的災難里表現得更為明顯。

　　從這個角度來看，馮小剛又過于保守。他畢竟希望給絕望的人性留下一份溫情的寄托。他知道，人性退居到野蠻只是在特定情形下的極端狀況，要防止這種極端狀況的不斷呈現，我們需要的不是人性的改良，而是政府和社會的變革。

　　還有多少苦難需要打撈？

　　一九四二，在抗戰八年的宏大敘事中不值一提。正如劉震云說的，那一年，還發生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的感冒，整個歷史上卻沒有河南的位置。正因為如此，這部影片的上映，某種程度上打撈了那段苦難的歷史。

　　片尾旁白問母親一九四二年的經歷，母親說，那些鬧心的事，我都忘了，你要寫它，圖個啥呢？

　　是的，圖個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