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之戰》觀后感范文

　　品味完一部作品后，這次觀看讓你有什么體會呢？寫一份觀后感，記錄收獲與付出。是不是無從下筆、沒有頭緒？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龍之戰》觀后感范文，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龍之戰》觀后感1

　　電影《龍之戰》是由劉佩琦 、曹云金、 李子雄 、羅昱焜 、范志博 、修慶 等眾多實力派明星領銜主演的一部戰爭史詩巨制，本影片是根據我國近代史上的鎮南關大捷所改編。

　　講述了以清朝大將馮子材為主導帶領士兵英勇抗擊外敵，取得了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場勝利——鎮南關大捷的傳奇經歷。

　　其中一段馮子材帶著棺木上陣抵御外軍，以表決死一戰之決心。由如熊熊火焰燃起的愛國情懷，讓我想起了一句話！“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馮子材一心為國、一心為民，不圖名利、足智多謀。為壯軍威、穩軍心，獨斗蠻壯黑人。在打戲片段劉佩琦（影中馮子材）不用替身，敬業就應如此！

　　馮相賢，將帥馮子材之子，因義生同情之心，違反軍令。特以自殺，以釋軍令如山。鐵血剛強好男兒。曹云金突破自己，《龍之戰》里顛覆昔日喜劇形象。在綜藝《吐槽大會》上，雖為喜劇節目，但言語談吐中也是體味到了他剛強的性格。在《龍之戰》拍攝中亦如此，被劉佩琦（影中馮子材）真實鞭打，為這部電影付出不少。

　　影片深人肺腑，讓人多次潸然淚下。這是一部真誠的情懷電影屬于中國的真正歷史戰爭題材國產大片。

　　國難當頭，中華兒女挺身而出，一往無前，生與死從不畏懼。當之不愧的龍之傳人。狼性的戰爭，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龍的精神，不畏艱辛，民族發展所向披靡。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揚我中華之氣節，耀我中華之國威。先輩如此，我們亦如此。

　　《龍之戰》所彰顯的是民族自信，如今的中國位列世界第二大國，真正擁有該有的大國風采；鎮南關大捷里的英雄、戰術、愛國情懷無疑不是當代人應該重點學習的。

　　整部電影或許不夠娛樂，但是他表現出的堅韌，剛強，卻讓每個人受益匪淺！

　　《龍之戰》觀后感2

　　魯迅在《論辯的魂靈》一文中曾經談到國人的“辯論術”，云：“洋奴會說洋話。你主張讀洋書，就是洋奴，人格破產了！“你說中國不好。你是外國人么？為什么不到外國去？可惜外國人看你不起。”

　　“你說甲生瘡。甲是中國人，你就是說中國人生瘡了。既然中國人生瘡，你是中國人，就是你也生瘡了。你既然也生瘡，你就和甲一樣。而你只說甲生瘡，則竟無自知之明，你的話還有什么價值？倘你沒有生瘡，是說誑也。賣國賊是說誑的，所以你是賣國賊。我罵賣國賊，所以我是愛國者。愛國者的話是最有價值的，所以我的話是不錯的，我的話既然不錯，你就是賣國賊無疑了！”

　　魯迅的總結，大體上可以視作當前輿論水軍乃至一般國人的思維常態，無需多言。在水軍的思維邏輯中，我批評《龍之戰》，就是在批評愛國將領；我批評“廉價的民族主義”，那就是在批評中華民族；我批評水軍，那就是批評中國人。總而言之，我就是一個“崇洋媚外”、“跪久了站不起來”的賣國賊。

　　另外，所謂“廉價的民族主義”，主要是針對資本市場對于“民族主義”的庸俗化消費行為。在民族主義者眼中，“民族主義”無疑是高尚的、無價的，是一個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但在資本市場眼中，民族主義確實有價格的，可以轉化為實際經濟利益的。資本市場強行將“民族主義”與商品結合起來，成為所謂的“消費民族主義”。最鮮明的例子無非就是前幾年打砸日本車的荒謬舉動，此種行為往上可以延伸到上世紀初國人抵制洋貨的種種舉動。只是在這一過程中，由于資本力量的介入，民族主義徹底淪為資本市場進行商品宣傳與市場博弈的工具，從而強迫國人進行情感消費。葛凱在《制造中國》一書中，對消費民族主義不無揭示：

　　中國的民族消費主義遠不只是單單提供代理或自由的產生機制，它也把嚴厲的限制強加給個人。運動的目的是強調個人消費行為的民族，一個消費者不是愛國的，就是叛國的。根據運動的口號（就如這部分的標題中舉例說的“中國人應該消費國貨”是一個普通的口號），中國人，新的定義是“公民"或者“國民”，將以新的政治集合體的成員看待自己，這種政治集合體是通過消費國貨而被稱為中國人的“國家"的。通過公民、民族、消費這三者之間的這一等式，運動否認了消費者在民族國家之外還有其他空間，因為經濟和民族國家也緊密相關了。國貨運動的支持者不承認存在一個抽象化的一體商品世界，相反，他們認為商品世界本質上是由民族商品所構成。

　　最后，回到這部電影來。平心而論，如果去掉那兩個女性角色，光是劉佩琦的演技就足以值得三星。只不過水軍紛紛上來讓我“摸摸良心再說話”，那我的良心就只能打一星了。

　　作為權力與歷史之間的產物，中國近代史很大程度上是以反帝為核心的民族主義情緒為基礎進行敘事的。由此對于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塑造，基本上主導國人對于此段歷史的知識結構與情感價值的建構。（何偉亞，2007，p355—356）又或許是為迎合近幾年網絡輿論界中不斷激揚的廉價民族主義，由此產生了這部充斥著殘破民族主義符號的工業品。

　　不太明白為何電影取名作《龍之戰》。中法戰爭在中國近代史上處于一個非常尷尬的地位，盡管也勉強列入“八大事件”之中。但由于中法戰爭處于遠離政治中心的西南邊陲，加上建國后中法關系也一直比較好。因此，中法戰爭既不能像一鴉二鴉一樣，依靠虎門銷煙和火燒圓明園建構起牢固國恥記憶，也不能像甲午戰爭一樣，讓割讓臺灣與巨額賠款成為現代中國反日情緒的起點。直到電影結尾，洶涌而出的火龍勉強成為導演筆下中國人情緒的化身，揭示出巨龍已經覺醒、中國正在崛起這一主題。

　　電影中不出意外借用法軍主帥之口，說出了中國人系睡獅的名言。睡獅論在近代中國思想界的流行，與新式知識分子對于拿破侖崇拜密不可分。由此“睡獅論”自發明以來，反復成為近代維新人物或革命人物進行輿論宣傳的工具，借此宣揚中國文明、歷史與種族的優越性，成為近代民族國家建構中重要一環。然而中國知識分子對于拿破侖“資源”的宣揚，與“中國人種西來說”等等偽科學交織在一起，共同組成了西方文化霸權統攝下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與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中法戰爭并未在中國內部掀起多少波瀾，清廷內部派系的斗爭反而日趨激烈，最終實現劣幣驅逐良幣。先是慈禧太后借戰事不利搞垮了小叔子恭親王、妹夫醇親王上臺，后者能力遠遠不如前者；孫毓文則借刀殺人，通過馬江之戰將清流黨清洗一空，清廷官場內部由此淵默無言；主持和談的李鴻章則是灰頭土臉，更坐實了賣國賊之名，以至于今后一直戴著沉重的道德鐐銬。朝野上下、沆瀣一氣，徹底喪失政治革新的動力，遂有甲午戰爭之慘敗。從甲申到甲午這十年，與其說是巨龍覺醒、中國崛起，倒不如說是“驚雷十年夢未醒”。

　　電影人物設計上依舊是忠奸/革命史觀下主戰投降兩派的對立，李鴻章成為妥協投降派的代表，馮子材則是堅持抵抗的象征。盡管近年來以《走向共和》為代表的“影視史學”對李鴻章百般美化，但這部電影仍然暴露了編劇或者說國人對于歷史的無知。中法戰爭的種種復雜面向被簡簡單單的以萃軍與淮軍的矛盾取代，最終仍然只能得出“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的結論。

　　馮子材本系太平天國叛將，跟“大頭羊”張國梁感情極深，加上后來也算“叛變革命”的劉永福，咸同老將的余暉在鎮南關前最后一次光芒四射。十年之后，無論是葉志超之淮軍、還是劉坤一之湘軍，在更為剽悍的日軍面前，無不一敗涂地。馮子材后來又參加了鎮壓海南黎民起義的活動，殺戮甚重，在官場內部風評很不好。只是由于打贏了鎮南關一戰，由此坐實了民族英雄的寶座。當年曾國藩在天津教案中，若是能再挺一挺，等到德軍攻陷巴黎，何至于落到聲名掃地的困境！

　　除卻巨龍，電影中同樣還充斥著大量殘破的民族主義符號。諸如法軍主帥閱讀《孫子兵法》的場景，很大程度上補償了民族主義者“我們家先前比你闊多了”的心理。又比如馮子材依靠個人武技大敗法國黑人雇傭軍的場景，依舊是霍元甲打敗俄國大力士的翻篇。在民族主義者眼中，雖然咱們武器裝備不如人、正面戰場不如人，可是咱們歷史源遠流長、文化博大精深，老祖宗的東西，必然有用。只是后人不中用、又有漢奸作祟，遂讓洋人占了先機。此種心理，在晚清歷次戰敗中都有表現。直到義和團時期達到了巔峰，又是殺鬼子又是殺漢奸，喧囂一時。結果在馬克沁與克虜伯的聯手絞殺下，列強以一個中國人一兩白銀的方式定下《辛丑條約》中4。5億兩的賠款。近幾年大概是好了傷疤忘了疼，又或者是黔驢技窮、只能冷飯熱炒。從葉問三部曲到追龍，中國俠客暴打日本/英國大力士依舊成為國人廉價精神興奮劑的最佳來源。

　　電影開頭那名被迫充當法軍電報員的越南大胸妹阮月，身材實在令人印象深刻。以一種旖旎多姿的形象出場，以一種凄涼慘淡的結尾收場。美人凋零，足以激起觀眾的唏噓。清末革命黨人叢調元寫過一篇《無國之悲》的文章：中法戰爭失勝利，安南社稷墟于法人。男用仆，女用妾，意欲所趨，極苛虐之狀。夏秋交，法人好旅行，攜安南人一夫一婦偕山行，乘馬喝令伏地，屈其背類彎弓形，用以踏足，上下如之。入大餐樓，輒摟婦于懷，使歌新曲侑酒，備極狎褻。其夫侍立于側，莫能平視。有自滇歸者為予述之。噫喀！人生至悲之境，莫如無國；至慘之遇，寧過為奴。聞者為之憮然，況丁其厄哉！

　　盧建榮在研究中古時期史書中婦女形象書寫的時候發現，正統男性作家對一般婦女的常態生活沒有興趣，關注點在婦女孀居生活及所遭受的性暴力之上。尤其是如果施暴方為非漢民族成員，那么作家關注的不是暴力本身，而是趁機建構出某些符合大漢族/大男性中心論的敘述。（盧建榮，2001，p69）婦女的身體實際上是男性關于家國命運的隱喻，成為男性建構主流價值觀的絕佳場所，從忠貞到愛國無所不包。其中，最令男性讀者/觀眾興奮的，當然是中國婦女如何拼死抵抗外人的占有。

　　同樣，無論是叢調元還是電影導演，無論是激進的革命黨成員還是廉價的民族主義販賣者。視野都聚焦在了阮月所遭受的性暴力之上，鏡頭不懷好意的從阮月敞開的胸口搖曳而上，再轉移到法軍主帥對阮月的調戲與X暴。極富情欲色彩的鏡頭展示，無疑能最大程度激起男性觀眾對于西方的憤恨。通過此種手法，方能將虛幻的亡國之痛轉化成為實際的利益損害，并成功轉移到男性個體身體/心理之上。相較于薩義德之東方主義，東方民族主義建構起的西方主義更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