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來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去福利院不過是完成任務罷了，如果可以，我寧愿沒有這個所謂的社會實踐。

　　走進第一間勉強稱作“臥室”的房間吧，我看著室長幫一個婆婆疊好被子，站在門口什么都沒做，后來一個婆婆進來，我也只是陪她講了一會兒話。

　　這個婆婆來了一年了，80歲，有兒有女，無病。

　　婆婆說她的子女會在每個月交錢的時候來看她，或許她也應該感到欣慰了吧？

　　婆婆來了這里一年了，還算過得慣。也是，過不慣又如何，莫非一哭二鬧三上吊？不行的，這樣或許連每隔一個月能看到子女交錢的“好事兒”都輪不到了。

　　另外一個婆婆89了，來了十幾年，勉強無病。

　　都是有兒有女的人，只是全都落在這里，茍且地活著。

　　婆婆說，有些學生經常半個月、一個月會來看她們，還會給她們帶禮物，和她們聊天，我看著她很高興的樣子慢慢聽她訴說，而那令她十分高興的禮物僅僅只是——一只牙刷。

　　有一間屋子我們進去的時候那個爺爺躺在床上，一問才知生病了。是感冒，無傷大雅。我從之前的那兩個婆婆那里知道，這兒的管理員是不怎么管她們的，像生病了這種是不會給你藥的（雖然他們有，我是后來的辦公室里看到的，還有空調），只要不死就行了。所以那個爺爺沒人管的，我問他自己有沒有藥，他給我看了，只有一包板藍根、金錢草，兩盒藿香正氣水和一盒頭痛粉，除此之外，再無其他。爺爺說他昨天晚上吃了兩包頭痛粉，結果嘔吐了，不過“可喜”的是，感冒減輕了！

　　另一個爺爺是得的腦溢血吧，半身不遂。我的父親曾經也是得過這個病的。不過真的還好，他還能吃飯。我去叫“張大姐”，看到她手里拿著一碗飯（姑且叫做飯吧，但我認為那像豬食），原來就是給這個爺爺的。張大姐很粗魯地將爺爺從椅子上放正，重重地讓爺爺落下去，我覺得好痛。曾經的父親也是如此，但母親不會這樣，至少他會會喂父親吃飯。我聽到那個張大姐站在門口說“一個傻子”，覺得很氣憤，氣憤得我想哭，可是我有什么理由說她呢，她不過是個打工的，拿錢做事，而我，不過是因為他和父親有同樣的遭遇罷了。

　　出來找同來的同學，發現他們都在一個屋子里的，進去，只有一個老人坐在床上，室長正在給他倒水。我問爺爺來了好久了，他們說來了十幾天，因為爺爺的兒子生病住院了，所以把爺爺扔？丟？甩？寄放？亦或說是代養？在這兒，等爺爺的兒子出院了就接他回去。好吧，我祈禱那個爺爺還能回去。爺爺的聲音很小，應該說是沙啞吧，但我確實聽到了他說，你們要“好好學習”。

　　在院子閑逛的時候，看見一個老人從一輛轎車里被牽扶著下來，是新來的，我聽到他們在談論房間的問題。那個爺爺穿得很少，只是一件短袖，現在想來真是奇跡（這兒的老人即使在夏天都是穿3、4件衣服，至少也有兩件）。腳上穿的是一雙很光亮的皮鞋，看起來應該很好，看他同來的子女也很有錢，只是還是來到了這兒。我不知那個爺爺是否會在這個福利院“定居”下來，我只想知道，那雙皮鞋還能光亮多久。

　　在進一間房間前有一個小插曲。一個爺爺想打電話，一個和張大姐一樣的阿姨說“他是傻子，一天就知道打電話，他的后人要罵他”。同來的一個男生還是把手機借給他打了，打了兩個，許久，終是——無人接聽。

　　還有一個婆婆據說是個大學生，很有文化，但終淪落到這個地方殘活。她說她是個“老姑娘”，叫我們叫她“姑婆”。姑婆有病，很瘦，只剩下最外層的一層皮包著骨頭和筋。我記得外婆曾經也是這樣的，全身只剩下那僅能構成一個人的骨頭和皮。姑婆要靠葡萄糖和氨基酸才能續命，還不能和自來水，只能接雨水來喝，靠那帶酸性的黑色的雨水維持著她那虛無的生命。姑婆剛喝了葡萄糖水，精神較好，我們一邊幫她做“家務”一邊和她聊天。在一個柜子上，還放著幾本書，都是養身的，原來姑婆也很愛惜自己的命的。姑婆說她從這個福利院修好就來了，12年了，見證著這個福利院的滄桑。老人們走了又有新的來，但她會一直在這兒，直到她自己走的時候。走前，姑婆問我們叫什么名字，我亦問了姑婆叫什么名字，她說她叫“羅文珍”，或許有一天，我們會記起我們曾有一個叫“羅文珍”的姑婆吧，室長，會的吧？

　　要走了，其實我想給最開始見到的兩個婆婆說再見的，但最終我沒去，去了能說什么呢？說“婆婆再見，以后我們會來看你們的”嗎？我知道我不是慈善家，不是什么好人，但這樣的承諾我說不起！

　　于是，帶著一張寫有所謂的院長簽名的紙走了，輕輕地，沒有揮一揮衣袖，只留一扇緊閉的門在身后，仿佛什么都沒發生，本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的意義。

　　走在路上，室長說她以后每周都要來看她們，我沒有回答她，可是，治愚，我還能說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