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慕先賢主題征文

　　巍峨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是對那些以身許國、英勇獻身的先烈的紀念，小編收集了追慕先賢征文，歡迎閱讀。
 

　　第一篇：追慕先賢

　　故鄉村旁有條彎彎的小溪，清清的繞村流過，四季不息。

　　春來了，溪邊盛開金珍花，引得蜂飛蝶舞;冬天，水面結有一層薄薄的冰、晶瑩剔透，你能看到溪水跳著、舞著，潺潺流向遠方。

　　自從小溪的源頭龍王泉被填死之后，便只剩下一灣干涸的渠道。說它干也不盡然，每到雨季，總有一些積水存留下來，微風吹過，水面纈皺著，倒也汩量然、粼粼然。

　　兒時，在溪水邊常看到姑娘、村婦浣紗的身影。那時我喜歡一個人靜靜地望著溪水，獨自傾聽嘩嘩、的流水聲，出神地望著、想著……想些什么呢?說不清，現在也記不得了。大概總有一些借助那水光波影而使童稚的忙亂靈有所感的東西吧?因為水是可愛的。

　　隨著年齡的增長，知道了智者樂水，仁得樂山這句話，不免感念圣人的高明。但也有些茫然，見過比故鄉水溪氣派得多的大河，面對渾濁的流水，思緒常被牽去很遠，但兒時在溪畔與水心交神會的懵懵感覺，卻很難再現。

　　再以后，漂泊輾轉，寄身他鄉，難得見到如故鄉水溪的一泓碧水，，和縷清波。偶爾行經名川大河，目光雖不免有種干涸的感覺。

　　幸好，我的居處雖無水，案頭卻常有書。我發現書里的古人與水相會，留下許多觀水佳話。

　　你看：屈子行吟澤畔，魏武觀海遺篇，陶公問津桃源，東坡赤壁作賦……騷人臨水之際，是何等興會淋漓!

　　再看：范蠡五湖泛舟，達摩一葦渡江，宗澤三呼過河，荷苻堅投鞭斷流……志士憑流之時，雙是保等意氣風發!

　　人心靈對水的感受，或水對人心靈的昭示，常常因人、因時、因事、因勢而大相徑庭。此謂觀水有術。水不同，人相異必不然，亦不必盡然。其實流水無言，古圣先賢卻把如許沉重的人生感慨托寄給了它。

　　然而，流水卻是有情的。這情屬于生命，屬于熱愛生活和用心去體味人生歷史的人。

　　俱往矣!

　　詩人也好英雄也罷，千古風流人物終被滾滾的流水淘盡。留下的惟有與水神交的晶體。

　　因為有了這些晶體，心中便常閃念著溪水的蹤影。每每一些憂與樂縈回于胸時，它將會滌蕩、滋潤著我的心靈，使我從前人的情思中受到某些啟迪，獲得釋然和解脫。

　　溪水如斯，包含了多少難言的會心與默契。

　　第二篇：追慕先賢

　　汨羅江是一條名聞遐邇的圣水，先后收留中國詩歌史上兩位走投無路的詩人：一位在下游，以水為墳，年年端午，競渡的萬千龍舟還在打撈他的魂魄;一位在上游，堆土為墓，少人拜謁，與凄清的墓地長年相伴的，多是春風秋雨夕陽晨霧。

　　大歷五年(公元770年)秋冬之際，杜甫從長沙出發，準備順湘江而下洞庭，轉道襄陽回歸河南故里。然而，他其時年近花甲，早已病體支離，舟入朔風凜冽的洞庭，更是多癥并發而一病不起。病重的他只得轉道前往昌江縣城，去投親靠友。但在距縣城僅十里的小田村附近的江上，世星即告隕落，他年幼的兒子宗武只得將父親草草葬于小田村天井湖，也就是我們今日見到的平江杜墓。

　　在一個秋冬交割之日，我去拜謁那一座山中的也是我心中的墳塋。車出平江縣城，顛顛簸簸，往南行二十余里，終于看到光緒十年重修的“杜公祠”。三張大門關閉已久，大約平日也少人問津，我們是不速之客，杜甫也早已長眠不起，蓬門今日當然也不會再為君而開，我們只得從旁側圍墻已經坍塌拆毀的缺口進去。

　　祠堂后面的小山丘上，有一棟建于多年前的房舍，門楣石匾上嵌刻有“鐵瓶詩社”四字。管理墓園的老人領我們走到詩社下側圍墻的一扇小門邊，打開那把資歷不淺猶有古風的銅鎖，小門吱呀一聲推開，在一座小小的山包之上，在幾株青松翠柏的守護之中，猝不及防，近在咫尺，杜甫墓愴然轟然巍然，撞傷撞痛也撞亮了我的眼睛!

　　墓坐北朝南，青石墓碑正中鐫文為“唐左拾遺工部員外郎杜文貞公之墓”，這就是我們的千秋詩圣最后的安息之所了。秋風吹來，墓草蕭瑟。墓前的香爐小小，爐中殘留三四根燃盡的香頭，也不知是何方來客對他的祭奠。

　　杜墓至今蕭條冷落，杜甫當然也無意于使自己最后的棲息之地，和遍布湘中與國中的賓館酒樓夜總會娛樂城一爭熱鬧與繁華，然而，一個民族假如熱衷于形而下的物質追求與享受，而對于前賢往哲缺乏應有的敬意，總不免令人感到悲哀。

　　第三篇：追慕先賢

　　當我想到我青年時候開始接觸到共產主義，初步接受了馬列主義的啟蒙教育時，我不能不紀念和懷想李大釗同志——我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先驅者和我黨的杰出創始人之一。

　　一九一九年秋天，我從邊遠的云南考取了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從窮鄉僻壤來到了北京。當時，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欺凌宰割，國內軍閥混戰，祖國的危難，促使很多有志青年探討救國救民的真諦。有些人向往無政府主義，以為克魯泡特金的思想能改變中國;還有的人鉆進整理國故的圈子，食古不化，標榜“國粹”;也有的人走上了各種牌號的改良主義道路：如所謂基爾特社會主義之類;也有的人標榜所謂國家主義。就在這樣生氣勃勃卻又一切動亂、思想龐雜的環境中，我逐漸地發現高師中有一群青年，他們學習刻苦努力，生活態度嚴肅，熱心公益事業。他們多數屬于一個叫“工學會”的組織，而且多數人是和我一樣靠本省官費過活的窮學生。我又逐漸知道，他們曾得到李大釗同志的暗中指導。

　　后來由當時“工學會”的一名活動分子的介紹，我認識了李大釗同志。在李大釗同志的指導下，“工學會”的活動從學習互助，販賣書刊文具，擴大到辦職工夜校;從閱讀進步書刊到宣傳蘇聯的十月革命。隨著形勢發展，蔡和森同志由巴黎回到北京以后，開始在北京醞釀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我也參加了這方面的活動，并于一九二二年春加入了高師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由于李大釗同志的指示，我負責主編一份小報，以公開的形式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這份八開的鉛印小報取名為《勞動文化》。這份不定期的小報只出了四期，撰稿者有蔡和森、向警予、施存統、許興凱等人。李大釗同志仔細地看過我們的每一期小報，以致一九二三年初，兩位日本共產黨的同志由莫斯科返國路經北京時，李大釗同志曾介紹這兩位同志和我們座談，并讓我們撿出《勞動文化》已出版的一、二、三期送給日共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