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個少男不鐘情，哪個少女不懷春。”

　　高二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和她不幸被歌德這老頭言中，“鐘情”得厲害，“懷春”得一塌糊涂。

　　“紅線”是文學，校文學社的小報把我的文章和她的詩歌登在了一起，同為社員的我和她便在互評作品的時候有了較深的印象。她的詩清純且有些朦朧，我的散文熱烈奔放，經過一段時間的“切磋”與“碰撞”，我終于有了感覺，我有些喜歡她了。我很內向，又很膽小，不敢去她的教室解決秋水之盼，便心如長草般等待著每周一次的文學社活動。

　　我發現，她似乎對我也頗有好感。文學社20多位“文學家”，女才子占了一多半，她卻偏偏坐在我旁邊的位子，而且時不時向我莞爾倩笑。

　　于是常常不顧老師口吐蓮花的妙語，和她談“碧云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談“天盡頭，何處有香丘”，談“詩意的棲居”，談“思想的蘆葦”；她則和我談泰戈爾、談惠特曼、談顧城、談北島。談談復談談，惺惺亦惺惺，別的“社員”們常常在休息的間歇說笑打鬧，我和她卻始終“相敬如賓”。我曾聽經驗豐富的大人們說，這就是“好”的標志。

　　我和她真的“好”上了，沒有明言，心有靈犀。

　　有人會笑話或指責我：小小年紀竟敢早戀。其實我始終反對“早戀”這個詞。林黛玉與“寶哥哥”兩情相悅的時候不過十多歲；翠翠對二老儺送有好感的時候大了點，也才14歲多一點；朱麗葉與羅密歐就更是絕對的“早戀”，一個14歲，一個17歲；為愛而煩惱的維特本來就是個“少年”。這些都是千古絕唱，為什么到了我這里就成了十惡不赦的罪過？更何況我們只是談文學，從來就沒有談過“戀愛”，更不會像那些低素質的同學一樣光天化日之下牽手、喂飯，更沒有偷偷kiss（連想都沒想過）。我和她都是很純潔的青年，是精神境界很高的好學生。如果非要給我們安上“早戀”的罪名，那我們也只不過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而已。

　　高三了，文學社暫停，我和她難得再見一次面（我們學校很大）。發e-mail成了我們“精神戀愛”的主要方式。有一次，我曾大膽地在信中寫進熱辣辣的“情語”，好久，才收到她的回復。

　　“我一直把你當作最要好的同學，把你當作可信賴的哥哥。如果真的有緣，請留給明天！好嗎?”

　　我知道，她比我理性。如果真如她所預言，我的明天，不，是我和她的明天一定是沐浴在眼光、春雨中的一棵橡樹，一株木棉。

　　等待明天，用真心，用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