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小而言之，從小時候起，就領受了父母的養育之恩，等到上學，有老師的教育之恩，工作以后，又有領導、同事的關懷、幫助之恩，年紀大了之后，又免不了要接受晚輩的贍養、照顧之恩；大而言之，作為單個的社會成員，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多層次的社會大環境之中，都首先從這個大環境里獲得了一定的生存條件和發展機會，也就是說，社會這個大環境是有恩于我們每個人的。

　　有了這種知恩意識，人就會產生一種強烈的報恩意識——用自己的勤奮工作和無私奉獻，來回報所有人的恩惠，回報這個社會的恩惠，就能有自覺地、無條件地為他人和社會付出的責任感，而不大在乎自己是否吃虧，是否得不償失。

　　說到報恩，我們自然要想到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中國古人講求孝道，原本稱得上一種傳統美德，但古人往往把它絕對化、極端化，甚至傳說有的晚輩做出了“哭竹”(三國時吳國孟宗的后母喜歡吃竹筍，大冬天讓孟宗外出采集，孟宗到竹林后，失聲慟哭，一大片竹筍便奇跡般地長出來了)、“臥冰”(晉代王祥的后母喜歡吃魚，王祥在冬天中脫掉衣服，準備剖冰捕魚，突然冰自動解開，兩條鯉魚跳了出來)、“嘗穢”(南朝庾黔的父親庾易生病，庾黔為了探知病情，取來父親的糞便品嘗)、“割股”(相傳有古人割取自己的大腿肉煎藥，以醫治父母的重病)之類的“愚孝”，理所當然要遭到后人的反感和唾棄。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反過來，完全不念父母的養育之恩，不過問父母的生活，不關心他們的健康，則又矯枉過正，走向另一個極端化和絕對化。浙江湖州市南潯鎮有一位母親，生了一對有出息的雙胞胎兒子，小兒子即將出國，大兒子也在國內一所大學戴上了博士帽。可就是這個大兒子，在22歲大學畢業時，僅僅因為母親提醒他泡了三天的衣服如果再不洗就要發臭了這樣一件生活小事，便從此不再對母親開口叫一聲“媽”；當母親不大同意他與其身患乙肝的對象結婚時，他固執己見結了婚不說，更從此不認親娘了；母親給他寫的信，他全都原封不動地退回；為了避開母親的“糾纏”，他連住址都不告訴老師和同學；好心的老師把他的傳呼機號碼告訴了他母親，但母親打通電話后，他一聽是她的聲音，就“啪”的一聲把電話掛了。

　　這個讓人傷心、讓人憤怒的真人真事，典型地反映了現在一些自詡“新潮”的年輕人，已經完全背棄了中華民族尊老愛老的傳統美德，完全喪失了最起碼的人之常情，蛻化成了徹頭徹尾的冷血動物。父母終究是父母，他們的所作所為盡管不一定全對，但他們對我們的養育之恩和拳拳愛心，卻是無論如何也否認不了的。退一步講，就算在某種特殊情況下，他們對我們的養育之恩和愛心顯得十分有限，但他們作為老人和長輩，也完全有理由得到我們的尊重和贍養。古人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重、贍養我自己的父母，以及他人的父母，愛護、撫育我的孩子，以及他人的孩子)，現在一些人連“吾之老”，都不愿“老”，更不用說“人之老”了。不知他(們)是否想過：有朝一日我年紀大了，子女也像當年我對待父母那樣對待我，該如何是好？

　　與此類似的另一種現象是，我們一些大學生千方百計出國留學，又千方百計爭取留在國外發展。他們的理由是，國外的科研條件和生活條件都比國內好得多，我在國外的發展潛力更大，為什么非得回到國內去“受苦受累”呢？這種說法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根本經不起推敲。的確，國外的科研條件和生活條件比國內好，但你不要忘了，在你從一個小學生到大學生的成長過程當中，國家在你身上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財力？你翅膀硬了，說走就走了，無異于兒子剛剛長大成人就和父母不辭而別，于心何忍？再說，出國學習本是件好事，但學成后回來報效祖國更是天經地義的事——正因為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諸多條件包括科研條件和生活條件尚不盡如人意，才迫切需要學有所成者回到中國來，用知識和技術改變這種相對落后的狀況。在我看來，那些堅持留在國外，一味只顧自己享受的中國學生，比那些一有點本事就鬧著要和父母分家，并從此完全不顧父母生老病死的“敗家子”好不了多少。

　　感恩，說明一個人對自己與他人和社會的關系有著正確的認識；報恩，則是在這種正確認識之下產生的一種責任感。沒有社會成員的感恩和報恩，很難想象一個社會能夠正常發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