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文學將被時代改寫

　　土特產的概念快消失了

　　高科技創造出大量新物質手段，大大提高和便利了人們的生活。與此同時，世界的豐富性反而越來越小了，復制化，克隆化現象越來越多了。

　　首先，新世紀十年意味著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知識經濟新時代的到來及其無孔不入的滲透。人們從未像今天這樣深刻地感受到科學的高度發展帶給傳統生活方式的改變之劇烈，其觸角伸向生活的方面之廣泛。這令人欣喜也令人焦慮。一方面，我們看到，中國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從自行車時代跳進了汽車時代，繼而要跳進高鐵時代。小汽車銷量的驚人，動車的提速，高速公路的密布，地鐵的擴線，資訊的發達，手機的流行，網絡的無所不在，都在極大地改變人們的時空觀，人與人在身體的移動和信息的交流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近距離。自然這不包括邊遠的窮困地區。高科技創造出大量新物質手段，大大提高和便利了人們的生活。然而，人們旋即發現，與此同時，世界的豐富性反而越來越小了，復制化，克隆化現象越來越多了。僅就城市生活而言，大家住在大同小異的樓盤小區里，或為按揭焦慮，或為擇校操心。人們走進貨品幾乎完全相同的超市購物，晚上搜索機頂盒，觀看同樣的諜戰劇或抗戰劇，看到手機上交換來的段子發出同樣的笑聲，平時看最流行的官場小說和懸疑小說消遣。土特產的概念快要消失了，方言成了某個地域人們最后的精神堡壘，人們說著方言如同互相取暖，驗證各自存在的真實性，除了氣候的不同，各個城市之間還能剩下多少不同呢……

　　于是，人們突然感到，不但地球村變小了，往昔被認為還算廣大的中國也驟然變小了。與高度便捷相聯系的是人的極大的不自由狀態。據說，最先進手機的持有者雖然顧盼自雄，但他的行蹤包括他此時此刻在哪條街道哪個房間，衛星定位早就一目了然。到處是電子眼，有什么秘密可言呢？人哪，在高科技的眼皮底下，是一種多么可憐的存在。更為可怕的是，科學好像在徹底顛覆古典的以信仰和仁義為重心的精神世界，人好像忽然失去了道德的保護；在文學領域，科學也在極大地改變著作家的創作心理。文學中的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抑或后殖民主義、解構主義都與現代科學的巨大影響不無關系。科技給這個世界和人類帶來的所有幸與不幸、快樂與郁悶，對精神的失望抑或對物質的依賴，現在或將來，都會成為新世紀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

　　文學面臨越界、擴容與轉向

　　今天，電子媒質引起的傳播革命，又一次引起了文學自身的變革。文學面臨著又一次越界、擴容與轉向。

　　新世紀十年也是一個網絡時代。對人類生活產生了極大影響的網絡對文學同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四年前，我曾寫下這樣的文字：它(網絡)對文學的創作方式、態度、深度和廣度都產生了極大影響。特別是電子圖書的盛行和網上閱讀的習慣，使文學的傳播形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標志著一個快餐文學時代的來臨。從各種跡象可以看出，電子媒質的圖書和復制快餐型的大眾創作以及越來越難覓蹤跡的精英創作，構成了今天新的文學態勢。這是一個讓人的擔心大于喜悅的文學時代。所以，網絡決不僅意味著只是工具變了，而是認識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變了。無數的人每天沉溺在廣大的虛擬世界里不能自拔。

　　進入新世紀以來，擁有電腦和網絡連接的人越來越多，人們在網絡上看新聞，聊天、交朋友、發收郵件、購物、咨詢，進行人肉搜索，還有讀書和寫作。網上讀書成為今天許多年輕人的主要閱讀方式。網絡傳播速度之快是傳統的媒介無法匹敵的，它可以在頃刻之間匯合成一個強大的聲浪。現在可能還沒有統計出，通過網民提供的線索，抓出了多少個貪官；通過網民的熱議，潛在地改變了或者形成了多少個決策。網絡的平民化互動模式所表現出來的群體意志力量，嚴重地影響著和改變著輿論環境。這是不可阻擋的。

　　關于網絡文學，我比較認同金元浦的看法：“今天，電子媒質引起的傳播革命，又一次引起了文學自身的變革。文學面臨著又一次越界、擴容與轉向。一大批新型的文學樣式，如網絡文學、電影文學、電視文學，甚至廣告文學，手機文學，一大批邊緣文體，如大眾流行文學、通俗歌曲(歌詞)藝術、各種休閑文化藝術方式，都已進入文學創作和研究的視野，由文學而及文化，更多的新興的.文化藝術樣式被創造出來，成為今日文學——文化學關注和研究的對象。”我想，這些新型的文學形態顯示了文學的內在變化，它們以一種不同于傳統文學的樣式顯示出新的可能性。

　　圖像對文學形成很大擠壓

　　圖像和文學在爭奪著消費群體，文學的消費群似在日日減小，而圖像的消費群卻在日日增大。圖像對文學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擠壓。

　　新世紀十年還是一個圖像——影視的時代，有人說，人類即將或已經從讀書時代進入了讀圖時代。圖像與文學的關系成為必須正視的一個問題。現在很多年輕人對經典文學的了解，不是看原著，而是看改編后的電視劇，所以存在誤讀自不待言。圖像是視覺化的、直觀的，對于文學傳統的詩性，是一種很難抵抗的甚至是致命的解構；而文學是想象性的，文學的魅力可能更多地存在于想象性之中。關鍵在于，現代社會這種有想象性的讀者或者說有想象性需求的讀者到底有多少？圖像和文學在爭奪著消費群體，文學的消費群似在日日減小，而圖像的消費群卻在日日增大。從這個角度看，圖像對文學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擠壓。近來《阿凡達》的巨大成功似乎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點。

　　文學與影視的關系正在發生微妙逆轉，文學自足性的存在和潔身自好的清高感正在逐漸消失。一些業內人士更看重影視與文學的不解之緣，期望于達成互惠共贏。讀者對文學作品的關注往往源自于電影或電視劇，這一般會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先有文學作品，經過改編后有了影視，當影視產生巨大影響后，人們再回過頭來品讀文學原著；另一種情況則是先有影視，然后出于市場需要又出版了同名小說，俗稱“套種”。在這兩種情況下，具有較高文學性的往往是前一種。

　　新世紀以來，許多作家的作品被改編成了電影、電視劇，比如劉震云、徐貴祥、海巖、龍一等等，產生了比文學出版要大得多的影響。現在第二種方式，也即先有影視，后有文學，卻不顧傳統的不屑，更為流行了，后來居上。人們意識到，未來的文學形態怎么樣，與影視的存在有密切關系，甚至影響到文風，現在的大量小說都帶有電視劇臺本的味兒便是明證。劉震云的觀點也許是有代表性的，他偏向于主張融合而不是對峙：“作家比較孤獨，電影比較熱鬧，二者在本質上沒什么區別，表達的都是對待生活的不同態度。文學是一個人的事，電影是許多人的事；文學是我的事，電影是我們的事。電影講述的是表面的事物，小說講述的是表面背后的事物。如果同時熟悉這兩個事物一定都有好處。”“文學參與電影可以讓電影變得更強壯，電影參與文學可以讓文學飛得更遠、傳播得更遠。”事情真是這樣嗎，恐怕還需要觀察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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