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五四”，今又“五四”，當第九十個“五四”到來的時候，我想到了一個詞語：“憤怒”。當然，每個人面對著特殊節日或紀念活動時，自然有各自不同的感想。我之所以想到了“憤怒”只是出于一種感動。感動于八十多年前那幫熱血青年的赤子情深：他們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注無不深切、無不深沉；在特殊的歷史歲月，他們敢于肩負起時代和民族所賦予的重任……面對著列強的入侵，國家利益的剝削，學生們憤怒了，繼而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憤怒。他們的憤怒于時代，于革命，于歷史都是有著特殊意義的。切以為倘真得要去紀念那場久遠的運動，一定要記得在那場運動中學生們憤怒的眼神或深情。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一次偉大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它標志著中國民主革命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當時巴黎和會這個強盜分贓的會議決定，要把德國強占我國山東的“權利”，判給日本帝國主義繼承。同時還拒絕了關于取消袁世凱與日本所訂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提議。5月4日，北京學生憤怒了，到天安門廣場集合后，每人手執小旗，上書“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懲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隨之漫卷全國，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歷史向前，麻木的大腦逐漸習慣了忘記，有種鏡像也離著我們越來越遠，“五四”的精神在校園里，在我們這個大學生群體里漸漸變得單薄——似乎是生活的緣故，太瀟灑，太富足的享受，令我們已經不懂得怎么去紀念？不懂得該紀念些什么？圣誕節等各式節日盛行，我們自然不會刻意地去想或過一個節。然而當節日到來，我們在某個場地中上演著一場場晚會、歌會等，一支支歌謠、一段段舞蹈后，我們有笑聲，有歡笑。我想，一個原本嚴肅的話題卻被演繹成了另外一般模樣。難道歷史上的“五四”也是一場聚會？歌會？紀念他們的憤怒，實際上是一種對待歷史的態度，紀念五四，就是要牢記那個時代青年的強國夢和不屈不撓的理性力量，更是要牢記在民族、國家患難境地時刻，青年學生所應表現出的氣節和憤怒，你能夠感受與體會的到嗎？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更何況書生意氣，肩負著時代與國家使命的大學生群體呢？現實生活中，我們也是在憤怒。可我們的憤怒是茫然的，甚至是盲目性。憤怒，但并不止于憤怒，不單單是因為沖動而表達出來，更應是在清醒意識下的一種流露。在憤怒的同時，追問一下：為什么？這會讓我們變得清醒：面對西方的舶來品，我們是不是就因為某些特殊的歷史原因就必須懷抱抵觸的心理，一味批評和不接受，而是理性的思維分析，便有了“拿來主義”……憤怒，是人的一種處世姿態，情形多般，有魯迅、梁漱溟那樣的憤怒，也有很淺薄很可笑的憤怒。這很容易使我們想到了“憤青”。“憤青”，悲憤的青年而已。這個時代的青年需要悲憤么，顯然需要，悲憤作為人類的一種情緒或是行為必須表達出來；但是我們應該怎樣悲憤，顯然不應該是“憤青”那樣子。我們打著“公平”的旗號，或是指點江山，或是憤世嫉俗，其實這些都與“公平”沾不上邊，因為不公平存在于每一個領域，這是事實。然而我們的憤怒只能算作是一種個人情感的宣泄。這不是“憤怒”最本質的內涵，憤怒是因為看到了與理想向左的事情，憤怒則是要讓問題變得清晰，然后根據所發生的問題，

　　歷史縱然而過，真人、真怒依然久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