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在雜志上讀到一篇文章，名為《江上的母親》，作者以深情的筆觸描寫了關于母親的往事，令我熱淚盈眶，留意到文章出自《鄉關何處:故鄉·故人·故事》一書。今年偶然讀到此書，發現書中別的篇章動人之處也不亞于《江上的母親》。

　　作者野夫生于1962年。曾以泄露國家機密罪獲刑。服刑期間，父親癌癥去世；出獄之后，母親投江自殺，尸骨無存。他常年漂泊，但是即使“把天下道路走成了拖鞋”，也不曾忘記少年時代鄉人的囑托：“如果你長大后不能讓家鄉揚名的話，那你就沒有資格埋葬在家鄉。”當然，揚名只是個說法，窮鄉僻野中那些默默無聞而又可歌可泣的地名和人事，那些真切的榮辱悲歡，于情于理都不該被遺忘。

　　我也在鄉村中長大，盡管不在同一個時代，書中的鄉土人情還是常常能夠勾起自己的記憶，產生許多共鳴。篇幅有限，就《大伯的革命和愛情》與《別夢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兩章談談自己的想法吧。

　　1919年，大伯張志超生于當時罕有的西醫之家，接受最新式的教育，19歲入黨，同年夏天，與同樣才貌出眾的王冰松相戀。

　　戰時王冰松跟隨家人逃難，而大伯誓要完成組織賦予的使命，二人分別。五年后有幸相見，王卻由于追求者羅某的挑撥離間對大伯態度大變，大伯以為她嫌棄自己落魄，自尊心使得他不問及原因便黯然離去，一別就是一生。

　　后來大伯被胡某陷害脫黨，經歷“反胡風運動”，被打成右派，熬過大饑荒，孑然一身，命途多舛；而王冰松嫁做人婦，四年后丈夫自殺，她獨自帶著兩個孩子度過余生。

　　為什么大伯會為了組織與戀人分別呢？如他自己所言：“人除開生命本能之外，還有更高的精神本能，這種本能就是追求自由。”因為黨組織的理念符合他對自由的期望，所以他選擇服從，以尋求自由的名義將個人自由交付給了組織。這是怎樣一番令人無奈的邏輯啊。

　　半個世紀后重逢，大伯“換上整潔的服裝”，激動不已，當她真的站在面前，他卻“陡然像石雕一樣呆望著對方的容顏”，他們“幾乎對峙了一分鐘，才輕輕地彼此喚一聲名字，然后把蒼老的手緊握在一起。我看見他們依舊是無言哽咽，淚光在歷盡滄桑的眼眸中閃爍。沒有擁抱，沒有熱吻，他們非常自持地顫抖對視，最后把漫長一生的悲涼，化做了幾聲如泣般的苦澀。”

　　大伯與資本家小姐王冰松之間的愛情，讓我聯想到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小說《霍亂時期的愛情》，公主般的菲爾明娜與窮小子阿里薩年輕時有過一段懵懂的愛情，但她最終還是嫁給與自己家境相符的烏爾比諾醫生。半個多世紀里，菲爾明娜與烏爾比諾過著平靜有序的體面生活，阿里薩則從別的女人那里尋求安慰。直到烏爾比諾去世，阿里薩才與菲爾明娜重拾舊情。

　　讀到菲爾明娜和阿里薩決定以霍亂之名留在船上守衛愛情時，我不為所動，因為他們兩個人一生過得都不算孤獨凄苦，老來重逢只是因為烏爾比諾醫生死了。

　　而大伯和王冰松不一樣，大伯不是出身低下又自我放縱的阿里薩，他一生未娶，驕傲又寂寞的一生是真實的，王冰松也不是活在幻想中的菲爾明娜，她的感情不會輕易因戀人的窘迫外表改變，革命、愛情，都是真實的，悲劇也是真實的，每次想到這一切的真實，都讓人唏噓不已。

　　即便沒有羅某的陰謀阻礙，大伯的命運就會更好嗎？看完《別夢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一章，我明白了：生在亂世，無論入世還是避世，都難逃悲劇命運。

　　每個時代都有李如波這樣的人：多情而固守自我，苦于孤獨也甘于孤獨。

　　窮學生李如波，愛書愛煙酒而生活節制，通藝術而不賣弄，懂政治而輕官場，愛人而不索求，所謂“舉世皆濁我獨清”，在一個書生這里體現得淋漓盡致。夜半難眠，思白日瑣事而笑，遭樓上婦人責罵，他“磨牙囈語裝睡，復思看書受責，看電影也受責，漸有睡意，卻自垂淚，和淚入夢鄉也。”這樣一個無名之人，最終赴了先賢屈原的后塵，歸于無名之河。

　　“我們似乎打小就反叛，我們卻永遠留在某個隊伍中”，大伯和王冰松屬于隊伍，被隊伍編織了命運。李如波這個最徹底的反叛者，單槍匹馬敵不過隊伍，則被隊伍網住了命運。

　　亂世啊，隊伍啊，沒有最痛苦只有更痛苦，每一條路都通往悲涼，個人的自由，就是選擇一種自己相對更愿承受的悲涼，人性的美丑，都在這選擇與取舍中了，這就是作者要講述的，這就是我們要紀念的。

　　書中講述的故事并不都發生在故鄉：外婆長眠于他鄉，母親失蹤于他鄉，大伯輾轉無依，幺叔家族后人分散世界各地，故友如波始終與人世疏離……沒有流離何來鄉愁？亂世之中，故鄉與精神原鄉的失落或堅守，都彌漫著愁緒。鄉愁，就是作者投入整本書的情感之源。掩卷深思，愿亂世不再，鄉愁不苦，一個人的隊伍不遇硝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