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4年，伏爾泰依據法國傳教士馬約瑟翻譯的元代紀君祥所作悲劇《趙氏孤兒》，改編成了五幕悲劇《中國孤兒》。1755年在巴黎公演后，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他把事情的發生年代從中國的春秋時期拉到了宋元之交成吉思汗的年代。

　　今天，我們就看看這家專做二道生意的伏氏酒坊，釀的酒與原裝的相比味道究竟如何。

　　伏爾泰

　　《中國孤兒》劇情的主線是這樣的：

　　成吉思汗早年流浪到宋朝，愛上一個叫伊達美的中原女子，并向她求婚。可是出于傳統禮教對少數民族的偏見，以及鐵木真當時落魄的身份，伊達美的父母不讓女兒和鐵木真交往，鐵木真郁郁而走。伊達美后來嫁給一個叫臧悌的中國官員。

　　五年后，成吉思汗的大軍席卷亞歐，搖撼宋廷，攻入中國京城，滅了皇室，只有一個小皇子因收養于臧悌家中而幸免于難。中國皇帝臨終前托付臧悌保住這個“孤兒”。不多久，成吉思汗的將領窩闊塔得知這一消息，率兵包圍了臧悌家，打算搜出皇室遺孤。

　　無奈之下，臧悌決定送上自己的兒子來代替皇子，并堅定地承認這個孩子就是皇室的遺孤，同時暗地里派手下艾丹護送皇子逃到安全之地。然而，他們的計謀被伊達美識破了，出于做母親的天性和普天下人人平等的意識，她不認為自己兒子的命不如皇子的命，因此堅決不肯交出兒子，并且堅持認定被抓的孩子不是皇子。

　　窩闊塔無奈，只好讓成吉思汗來處置。

　　成吉思汗一方面讓人徹查此事，一方面向窩闊塔傾訴衷腸。說他如何早年在此間曾遇上一個丁香花一樣芬芳的姑娘，如何對她戀戀不忘。

　　當士兵終于要殺孤兒的時候，伊達美跑來找成吉思汗評理，把事情的真相和盤托出后，她也承認，當初確也曾傾心于鐵木真，只是礙于禮教無法結合。但嫁給臧悌后，她一心只愛著丈夫，不會再對任何人有想法。

　　成吉思汗一看到早年的戀人，興奮異常，整個心都化掉了。聲稱只要臧悌交出真的皇子，就放了他們。可是，臧悌寧死不從，伊達美也一心向夫，甘愿和丈夫一起死。

　　成吉思汗怒了，打算一塊殺了他們。可是看到伊達美時又心軟了。于是，他勸伊達美和丈夫離婚，然后嫁給他，就不再追究皇子下落。而臧悌本著忠于宋朝的精神，也勸伊達美從了鐵木真，然后自己去死，只要伊達美把皇子撫養好就行。可是伊達美堅決不同意。

　　最后，伊達美勸臧悌和她一起自殺，然后給成吉思汗留下一具冰冷的尸體。成吉思汗看到后，被他們夫妻的精神深深感動了。然后制止并赦免了他們，同時重用臧悌做高官，輔佐自己以仁義治天下，成吉思汗最終從一個暴君變成了賢明之君。

　　簡要講過劇情后，不妨對比紀君祥的《趙氏孤兒》來分析下《中國孤兒》。

　　首先，劇本開頭伏爾泰有意模仿了紀君祥“搜孤——換孤”的基本情節，但其中的關鍵性節點“換孤”，在伏爾泰這里遭到了否決。作為啟蒙思想家中的領軍人物，他把“自由、平等、博愛”和“天賦人權”等資產階級進步思想，借伊達美之口說了出來：“不，我不懂那一套駭人的忠肝義膽”，“唉，有什么貴和賤，又有什么主和臣”，“天生來大家平等，倒了運大家相同。”從而直接批判了《趙氏孤兒》中把自己兒子代替趙氏孤兒的行忠報義的精神。

　　其次，《趙氏孤兒》中濃咧的復仇意志，在伏劇中逐漸地淡化，最終被“證明著理性和天才對盲目和野蠻的暴力所具有的天然優越性”（伏爾泰該劇《獻詞》），也就是文明對蒙昧和野蠻的征服所代替。成吉思汗最終被道德感化，這道德也就是臧悌伊達美夫婦所代表的“父權、夫婦的和諧、婦人的貞烈、正義和名節”，以及他們的君王“以德臨民、以德為先”，擴而大之，就是伏爾泰所認為的“中國精神”。

　　再次，成吉思汗之所以從暴君轉化為賢君，他對伊達美的愛情起了極大的作用。《趙氏孤兒》中程嬰沒有妻子，屠岸賈沒有愛情，但在伏劇中，儼然出現了一個“三角戀”。成吉思汗雖然地位極高、權勢極大、手段極殘忍，但卻是個多情的種子，愛情的浪漫波濤竟然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其感化、軟化。毫無疑問，這是伏爾泰作為法國人本身固有的浪漫情懷以及為迎合法國觀眾而做的聰明、纖巧的處理，因為法國人的性格是風流的，推崇愛情的，作為民族心理和時代風尚的烙印，本無可指摘，但是，這個處理并不顯得高明。因為僅憑愛情就讓其回心轉意、僅憑臧悌夫婦的矢志不渝的感情就把國家戰爭的嚴酷局面扭轉過來，就使統治者對敵國王室斬草除根的想法破滅，太不現實了，太不符合藝術真實了。亞里士多德說過，“一樁不可能發生而可信的事，比一樁可能發生而不可信的事更為可取”。伏爾泰寫的這種事可能發生嗎？可能；可信嗎？完全不可信。

　　另外，在戲劇結構上，作為繼承高乃依和拉辛之后法國古典主義戲劇的代表人物，伏爾泰嚴格遵守“三一律”理論的創作要求，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集中到了二十四小時以內，把所有場景集中到一處，而且劇情也并不單一，主要就是加上了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愛情”線索。結果，臧悌不惜犧牲自己、犧牲家庭救孤的高尚情感既沒有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連愛情的主題也沒有收到較好的效果，兩頭都不落實處，都難以服眾。而《趙氏孤兒》則不存在這些弊端，情節直接跳過“二十年”也不讓人覺得唐突。幾十年后，古典主義所奉行的“三一律”這種過于呆板的戲劇創作觀念才在一大批杰出的浪漫主義流派大師們的努力下徹底瓦解，其中一個人，寫過《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九三年》，他的名字叫雨果。

　　最后，在文學表達上，不得不承認，《中國孤兒》比《趙氏孤兒》要高出一籌。《趙氏孤兒》總的來說思想遠超語言，它的語言表現力，不僅比中國古典的《牡丹亭》、《西廂記》、《桃花扇》相形見絀，即使比起《中國孤兒》也顯得單調、松懈。《中國孤兒》則顯得“組織綿密”、“細膩曲折”、“事事有交代，句句有照應，無一漏洞、無一懈筆”（范希衡《<趙氏孤兒>與<中國孤兒>自序》）。

　　總的來說，《趙氏孤兒》和《中國孤兒》都是偉大的戲劇作品，《趙氏孤兒》所體現的萬死不辭的義俠精神、百折不回的復仇意志、義無反顧的反抗精神，都是中華文明幾千年流傳下來的高貴的民族精神。而《中國孤兒》體現的人皆平等的觀念、溫煦夢幻的人情，也是歐洲啟蒙主義思想家們留給后人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并且直接導致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發生。

　　伏爾泰不懈地為爭得生活與精神的自由、正義和法律而呼喚。“他的聲音，整個法蘭西都聽到了。”紀君祥、湯顯祖、孔尚任等人的聲音，卻沒能在中國歷史上掀起大的波瀾，原因不在他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