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一文，是韋伯1895年5月在弗萊堡大學的就職演講。為理解馬克斯·韋伯的思想全貌，《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一文的思想應作為核心來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少馬克斯·韋伯文集的編撰者都以《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為文集總名，的確特有見地。

　　顧名思義，該文的主題是說明“經濟政策”如何服從“民族國家”的建構，這與韋伯作為社會學大師、經濟史家、政治戰略家等多重學術身份相一致。以此文為導引，就能理解他對德意志民族的深切關懷和從德國現實出發的強烈使命感，而這又與他當時生處于德國統一、崛起的關鍵時刻緊密相關。

　　該文設定的基本問題是：當時的德國在面對西方的英、法（一定程度上還包括美國）先行現代化國家與東方的波蘭、俄羅斯等落后國家的夾縫中，如何在保持德國民族自性與自信的基礎上，既不被落后國家同化而又能吸收西方的先進因素，使德國不停留在一般國家水準而成為重要國家，成為世界性大國，在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權力爭奪中居于支配地位。所以，文中討論了德國的東部邊界、經濟移民和民族生存競爭等問題，借用中國的習慣話語，實際上討論的是“德國向何處去”的大問題。

　　馬克斯·韋伯曾強調過全球經濟共同體的擴展只不過是各民族之間相互斗爭的另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并沒有使各民族為捍衛自己的文化而斗爭變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這種斗爭變得更困難，因為這種全球經濟共同體在本民族內部喚起當前物質利益與民族未來的沖突，并使既得利益者與本民族的敵人聯手而反對民族的未來。以此為尺度理解馬克斯·韋伯的整個思想，其“理想類型”無非是他當時所認同的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理想形態；其“價值中立”則在其對當時德國學界有教條而無學術、有行政而無政治、有規則而無是非的學術批判中失去合理性，以至于在《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一文中否認經濟學的客觀性；其“比較宗教研究”課題的實在的價值取向也就有了明確的民族國家發展的目標，難怪有學者認為他是“以德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標”。

　　《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一文充分肯定德國在未來的發展中，不可能逃離世界性大國的命運，為此他提出要把德國的國民積極性從個人本位上升到民族、國家本位，謀求能形成英、法那樣能代表民族整體利益的政黨，并據此批判德國市民的庸俗、短視；他超越自由貿易、開放邊界等一類自由派經濟學思想，堅決主張關閉東部邊界，哪怕暫時有損于一些莊園主的利益，而體現出一種全德國民族利益的整體眼光；與關閉東部邊界相對，他在另一方面鼓勵德國參與海外競爭，甚至擴充海外殖民地；他強調學習英法，但又強調必須保持德國的民族自性與自信，并用相當篇幅討論了不同的民族性……總之，馬克斯·韋伯以一種“政治”眼光觀察當時的德國問題。

　　相比于馬克斯·韋伯的思想，北京大學某學者曾說我們現在的“研究”是“有數字而無問題，有問題而無戰略，有形式而無內容，有鄉愿而無決斷”，從中也可凸顯馬克斯·韋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一文的當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