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和平，這既是故事的主題，暗喻著人生的常態。縱然是拿破侖這樣偉大的皇帝，傳遞自由精神和“革命”的魅力的意大利人，即便他其實試圖恢復一個神圣羅馬帝國——似乎在這個主題之下，也可以被分解成無數個喧囂的會議、虛情假意的外交辭令和一場又一場令人疲乏的戰爭。——在紛亂中爆發出一點高潮，隨即又回復到更低、更虛無的現實中，這不但是指戰爭這一對象，換言之，故事里的家庭生活、社交環境，也同樣暗暗反映著如此自相矛盾的邏輯。托爾斯泰是一個擅長記錄生活，更具有不自覺遵循生活中某種“必然”的邏輯的直覺。這種直覺使他在試圖表達深刻主題之外，常常能催生出一些令人猝不及防的生活喜劇。而他自己也深知：也許出于情感，他對宗教和土地有不可理喻的愛意；但出于他的教育和理智——實際上常常因為不斷反省而轉向虛無。有趣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總有些真理不可置疑、不須反思——“信仰”就像大主教的遺體，一旦浮現出尸瘢，無法映證那個全能的神，軟弱的人就會墮入懷疑的危機中。也許在熱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眼里，托爾斯泰是個從內心深處真正軟弱的人，他并不具備他所標榜的那樣的信仰。

　　以此為準線，逆推向《白癡》和《群魔》，與托爾斯泰完全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將“愚人”或曰“圣愚”刻畫得濃墨重彩，并且賦予《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以信仰試煉。后者更堅信，信仰只有在愚人身上才能保存，也許是因為愚人這個形象背后是更具有希臘原始癲狂精神的，離崇尚“科學”的現代文明，更遠一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向信仰深處挖掘，他不去探討生活的意義，因為那與宗教精神相比，顯然是不值多費口舌的。托爾斯泰則孜孜于詢問人生的意義，卻同時點出構成人生的全是片段——試圖極力描摹的作者卻無法從中提煉出意義。他所描繪的虛無人生，是使深入探索那種宗教信仰——亦即有力托住虛無之花的花萼。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癲癇癥患者，一個體驗過極端事件的人，也是托爾斯泰的后輩，讀后感.正是從這里找到撬動問題的鐵鍬，并且一氣呵成解答了前者。也許，從這種對信仰的肯定層面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否定了前者。有趣的是，納博科夫在多年后旅居美國時，創作了一系列描摹黑色喜劇以及精神病癥狀的作品，其中一度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真的描摹成一個精神分裂癥患者。也許是發現了俄羅斯文學中的極端偏執情結，納博科夫將深刻和偏執冷靜地隔離開了：但他又留下了詩歌一樣的語言和，某種不可言喻的陰郁情緒。去其筋骨而欲保留神采，得來的結果卻終究有些淺薄。

　　因之，托爾斯泰在貼地描寫生活的同時，也達到了一種深刻。他真實地刻畫著生活，也提煉著生活，從而通過體驗，以生活的流動狀態而表現了他所看見、并且隱約觸摸到的深刻真相。他從深刻的主題出發，最終渴望樸實的道理，這也合乎生活的邏輯——因為渴望某種抽象的概念而前往具體事例中探尋真理，反而經過真誠的體悟而變得樸實。

　　《戰爭與和平》第三卷中，安德烈公爵在得知娜塔莎的私奔一事后，感到生活虛無，沒有意義。戰場上的榮譽感轉瞬即逝。托爾斯泰展現他的虛無情緒：“他越關心眼前的問題，以往的事就離得越遠。以前那個高懸在他頭上的無限高遠的蒼穹，忽然變成低壓在他身上的拱頂，那里的一切都清清楚楚，但毫無神秘之感。”

　　而托爾斯泰，還是不忘記展現他一流的刻薄手筆，童山老公爵家里，生活一成不變：“瑪麗雅公爵小姐依舊是個膽怯、丑陋的老姑娘，永遠生活在恐懼和苦惱中，毫無意義毫無歡樂地虛度著青春年華。布莉恩還是一個春風得意賣弄風情的姑娘，快樂地享受著生命的每一瞬間，并且滿懷最美好的希望。安德烈公爵覺得，她只是變得更加自負。安德烈公爵從瑞士帶來的家庭教師德薩爾，身穿俄國式禮服，同仆人們說著生硬的俄語，但還是那樣智力有限，教養有素，品德高尚，思想迂腐。”我可以想象，托爾斯泰在家中看著他可愛的妻子兒女們，面對繁瑣農務時，大約用的就是如此流露一絲譏諷意味的語言。對他來說，過于旺盛的精力和強大的智力居然是種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