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詞語變異及語境
對于“語境系統(tǒng)”,語言學家比較一致的觀點是:語境包括“語言語境”和“非語言語境”。“語言語境”就是“上下文”和“上下語”,相對于英文的“l(fā)inguistic context”。而對“非語言語境”的范圍問題,學術界則分歧較大。本文討論的范圍局限于“語言語境”。
一、語境是詞語變異的必要條件
系統(tǒng)理論有一條基本原則:“部分”的性質(zhì)并不僅僅是由它自身的構成要素所決定,同時也要由系統(tǒng)的“整體”來決定。語言系統(tǒng)也不例外,單個的詞語在連續(xù)的語流中,其意義也要由系統(tǒng)的整體——語境來決定。一個詞語一旦與特定的語境聯(lián)系起來,其意義便不再是一個從發(fā)送者到接受者的穩(wěn)定不變的實體。在具體的言語活動中,詞語意義由于受到語境的干擾,或偏離原義,或臨時增添新義,或發(fā)生語義轉(zhuǎn)移,總之會臨時產(chǎn)生種種詞典中所不能找到的附加意義。
(1)他穿著一身又肥又大、沾滿血跡的屠戶服,頭發(fā)雪白紛亂,面孔上全青紅皂白,他連自己都不認識啦。(莫言《十三步》)
(2)替這小丫頭悄悄卸下包袱吧。三個月了。(池莉《不談愛情》)
“青紅皂白”在“面孔上”這樣的語境制約下才產(chǎn)生了“青一塊,白一塊”的字面義;“包袱”受后面“三個月了”的提示產(chǎn)生了“懷孕了”的具體含義。
從信息論角度說,人們在社會交際過程中相互傳遞信息,因而作為交際工具的語言也是傳遞社會信息的工具,是信息的承擔者。言語交際過程是說、聽雙方將信息用語言符號進行編碼、傳遞和解碼的過程。從信息學角度來考察,語言符號的編碼和解碼是以話語為單位的,說聽雙方除掌握語言代碼的規(guī)則以外,還必須掌握話語在與語境聯(lián)系中所承載的實際信息,這樣交際才能成功。如果沒有后面“三個月了”的提示,卸下的就是具體的“包裹”,語言代碼規(guī)則的編碼與解碼到此結束。但是在例(2)這個特定的語境中,“包袱”所承載的不是“包裹”的信息,而是“懷孕了”的信息。這就要聯(lián)系具體語境來進行解碼。在特定語境中,“包袱”所承載的不同信息是通過“比喻”來實現(xiàn)的,因此,這個語言形式實際上又承載了更多的信息。
所以說,詞語變異都是在語境的作用下發(fā)生的,詞語在特定的語境作用下產(chǎn)生的意義變異都是臨時的、一次性的,離開了特定的語境,這種意義便不復存在,否則就是不規(guī)范的了。
需要說明的是,詞語的變異盡管具有臨時性特點,但這并不妨礙它有可能進入語言系統(tǒng),也就是它的個體有時也會獲得人們的承認,從而具有相對穩(wěn)定性。“語言和言語是互相依存的;語言既是言語的'工具,又是言語的產(chǎn)物。”[1]詞語變異,作為一種言語現(xiàn)象,它理所當然地要影響語言規(guī)范系統(tǒng),豐富和發(fā)展這個規(guī)范系統(tǒng)。這表現(xiàn)在具有特殊表現(xiàn)力的詞語變異個體獲得社會的承認,廣泛使用開來。例如: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里創(chuàng)造的“有的放矢”本是仿照“無的放矢”臨時造出來的,可是后來這一新的成分被廣泛應用開來,為社會所接受,于是,便由一個言語單位轉(zhuǎn)換成一個語言單位了。可見,詞語變異的臨時性并不是絕對的。
二、語境檢驗詞語變異的表達效果
(3)一個闊人說要讀經(jīng),嗡的一聲,一群狹人也要說讀經(jīng),豈但“讀”而矣哉,據(jù)說還可以救國哩。(魯迅《這個與那個》)
“狹人”是為了表義的需要模仿“闊人”而自創(chuàng)的一個詞,達到了很好的表達效果,離開了這個特定的上下文語境,不但沒有這樣的表達效果,而且是不規(guī)范的。
(4)黑猩猩不小心踩了長臂猿拉的大便,長臂猿溫柔細心地幫她擦洗干凈后,他們相愛了,別人問起他們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說:“猿糞!都是猿糞啊”!(網(wǎng)絡短信)
正是前面有了“長臂猿幫黑猩猩擦洗大便”的說明,才使得“緣分”的諧音變異成分“猿糞”有了幽默的表達效果。
語境是詞語變異的必要條件,詞語在語境的作用下會發(fā)生各種各樣的變異,語境還對詞語變異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上述例句因為符合了語境的要求,才具有了很好的表達效果。
我們知道,語體是語言運用的功能變體,是適應不同交際領域的需要所形成的語言運用特點的體系。不同的語體對詞語變異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據(jù)馮廣藝(2004)對超常搭配的考察,在各類語體中,文藝語體使用超常搭配的頻度最高,尤以詩歌、散文為最。如果在科學語體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詞語變異,那將是不可想象的。這緣于詞語變異的修辭效果,詞語變異降低了語義的透明度,具有審美功能,所以詞語變異常常在文藝語體中出現(xiàn)。
三、詞語變異的理解與語境認知
在語境的制約下,詞語變異要么改變了詞語的語義內(nèi)涵或詞語與語境之間的常規(guī)關系,要么改變了詞語與詞語之間的常規(guī)語義關系。因此,對詞語變異的理解也得依靠語境來尋求解釋,這就需要對語境進行認知。
大部分情況下,我們通過對上下文語境的認知,就可以理解詞語變異后的具體含義。如對前面“包袱”的理解,因為下文說到“三個月了”,我們便不難理解它的含義是“懷孕了”。但在有些情況下,光憑對上下文語境的認知是不夠的,還需要借助認知語境。
(5)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地的公交系統(tǒng)中涌現(xiàn)出了一大批李素麗。
上文也提到了“各地的公交系統(tǒng)中”,但如果解碼者不知道“李素麗”是公交系統(tǒng)中的模范代表,那么他是不可能理解“李素麗”的具體含義的。
詞語變異是語言編碼者用語言符號表達客觀世界的過程。編碼者在編碼過程中很大程度上依賴自己的語言能力、社會經(jīng)驗、背景知識,以及心理狀態(tài)等。編碼的目的也是為了交流,否則編碼就變得毫無意義。因此,詞語變異也遵循著客觀規(guī)律,它僅僅是在詞語使用上的創(chuàng)新而已,否則就無法被社會理解和承認。人們只有充分利用認知語境才有可能理解詞語變異。熊學亮認為:“認知語境是人們對語言使用的有關知識,是與語言使用有關的、已知概念化和圖式化的知識、結構狀態(tài),它包括語言使用涉及的情景知識(具體場合)語言上下文知識以及社會團體所共有的集體意識,即社會團體辦事、思維或信仰的方式。”[3]
在交際過程中(書面或口語的),認知語境只是雙方據(jù)以交流的前提,認知語境并不等于認知。詞語變異的理解有賴于信息解碼者利用自己的認知語境對編碼者的具體場合和信息做出一系列的假設、選擇、提取和推理,并通過對自己記憶中有關知識的激活,來尋求雙方認知語境的關聯(lián)性,形成共同的背景知識,才能理解詞語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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