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在倡導學習圣德英雄，一面卻在提醒防備惡德小人，作文我與傳統文化。剛剛播完各種先模事跡，便是接二連三的防盜門廣告。作為平民百姓既不能做英雄，也不愿喪失錢財或生命，便只能時時處處提高警惕：不要讓陌生人進家，不要吃陌生人東西，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幫助等等。這樣，當我們用警覺的眼睛打量世界提防別人的同時，自己也時時被警惕的眼睛監視著。我們就這樣無奈地生活在一個（被假定為）”小人”世界里。因此，當我在瑞士乘公交車發現無人驗票時，當我在日本退旅館發現無需查房時，我心中好一陣感動。我體驗到作為大寫的人的尊嚴，體驗到（被假定為）”君子”社會的愉悅。中國需要多久才能步入這樣一個人與人不設防的時代，要到多久才能不按防盜門窗，我無法預測。但相對說來，今天國人已經能在航空旅行中，在餐飲購物時，享受到規范化的職業道德服務了。這給了我們希望，腳踏實地的職業道德建設，正在延伸到其它常德領域，提升著我們整個民族的道德水準。當然，我知道，即便如此，我們要走的路依然長之又長。
中國傳統美德，往往是與現代常德對立的
我之所以強調常德建設的艱巨性，是因為它對我們民族是一項”創新工程”，中國傳統文化中缺少支持現代常德的倫理元素：若干所謂傳統美德，在現代生活實踐中與常德規范恰好是對立甚或逆反的；而作為現代常德的核心理性元素又是傳統道德所稀缺的。這便涉及到對傳統道德特別是儒家倫理的重新認識與評價問題。限于篇幅和本文題旨，其下只做簡要闡述。
長期來，我們對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傳統道德采取一分為二態度，認為可以揚棄其封建糟粕，繼承其美德精華，忽視了儒家道德與現代道德的本質差異。筆者認為，儒家綱常倫理，也是以圣德（”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為標榜的封建道德體系，它的部分規范固然可以被現代家庭倫理所承繼，但卻難以直接移用到現代道德體系中來，更無法作為常德規范。當然，這里需避開符號陷阱，不能象某些學者那樣將傳統的良知、誠信、正直、仁愛等概念抽象拿來，賦予其現代內涵，然后大談儒家的當代意義，稱之為”美德倫理”、”具有人類普遍意義的人道精神”等等，中學生作文《作文我與傳統文化》。我們必須依據傳統美德的傳統固有內涵進行討論，才能發現其負面效應。譬如說誠信吧。在儒家文化中，誠者，圣人之本，信者，君子之德。問題是，誠信作為儒家倫理規范，只是服從于忠孝仁義這些綱常倫理規范，在”六親”或”五倫”之內為鞏固差序社會結構服務的。換句話說，在人倫親情關系之內，中國人是講誠信的，欺君欺上無信無義罪莫大焉。但離開特定人情關系，欺騙”六親”之外的陌生人，則不一定受到道德譴責。明恩浦以來，來華的西方人都發現中國人缺少誠信的”素質”。有人認為這屬丑化國人形象的殖民話語，實際上，這正是國人誠信的另類表現：因為在國人眼中騙”洋鬼子”那根本不叫失信。這種系于情緣的”誠信”，顯然有違現代常德所講的誠信。如前所述，中國人種種徇情失信枉法行為便是由此獲得道德庇護的--譬如向親人透露案情那不正是”誠信”嗎？
這當然并非筆者新見，梁啟超早就發現中國人”公德殆闕”、”偏于私德”的現象。只是若按他”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的定義，中國人是”私德”也不具備的，因為一旦進入公共領域，國人是難以”獨善其身”的。譬如當某單位人集體外出乘車時，人人皆君子，大家相互謙讓，惟恐爭先。但當這些人分別同陌生人乘車時，君子之風則蕩然無存，人人爭先搶座，惟恐落后。更典型的例子是農民。農民一旦離開鄉土鄉親，其道德約束幾乎全部失效，在良民與刁民雙重身份自由轉換中毫無障礙。只要兔子不吃窩邊草，別說小偷小摸制假售假行為了，就是人口販子汪洋大盜回到村里，也是不受道德輿論譴責的`。因此，嚴格地講，國人所具備的只是一種在人倫關系中存在的”群德”（宗法道德）。這種”群德”在情緣關系內，美輪美奐，仁愛綿綿，情義無限。但這種仁愛、情義卻是內外有別有邊有界的。《禮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而親畢矣”。親既畢，愛即止，道德即失效。明恩浦曾描寫過百年前國人真實道德狀況：一人落難，眾人觀看。魯迅也曾對國人冷漠的看客行為，表示出極大憤慨。而今天，國人”進步”了，已由默默看客變成大聲鼓勵別人自殺的幫兇！因此，當我新近看到某市因圍觀者起哄叫好導致神經病人跳樓死亡的消息后，只能感到悲憤莫名。這里的關鍵，是起哄者與跳樓者沒有情緣關系；如果看客中有一位是跳樓者的親屬，就可能喚起眾人的同情心，這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由此可見，中國傳統的”美德倫理”，與現代常德是格格不入的，彼此間沒有承傳關系。
深入探究下去，為什么從儒家美德中推不現代常德呢？這就涉及到對道德文化深層結構的認識了。與傳統文化的君本主義（字面上是民本主義）相適應的儒家道德，沒有個人價值概念，是一種維護綱常禮教的義務本位的道德體系，強調的是”克己復禮”。而現代常德則是建立人本主義基礎上，承認個人權利合理性，是一種維護公共契約的權力本位的道德系統，強調的是”自律守法”。盡管現代常德也講良知與誠信，但這種良知與誠信并不只是對人的信諾，更是對共同遵守公共游戲規則的承諾。各種游戲規則，劃定的都是利益界限；自律守法，就是在尊重和維護他人權利的同時維護自己的利益，包括體現自己利益的集體與國家的利益。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的侵權沖動總是難免的，因此，便又邏輯地產生出公平、公正等常德規范，通過維護法的正義尊嚴來捍衛公民及集體、國家的合法利益。顯然，這與復禮為仁的儒家道德理念是截然對立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封建禮教及法律維護的都是君貴民賤的等級制而不是個人權益，因此，也就難以形成自覺維護社會契約的”自律”、”守法”、”公正”、”正義”等等理性道德規范或價值規范。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后，何以會產生現代常德缺位的問題了，因為我們壓根就沒有這些規范！那種將道德滑坡籠統歸咎于儒家傳統中斷，完完全全是把錯了脈，新儒家開出的藥方，是自欺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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