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年過去了，每每看著坐在輪椅上精神狀態良好的老爸和他那只沒有耳朵的耳朵，心中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敞亮和寬慰。

　　老爸是1925年生人，虛歲92，早已進入了耄耋之年。

　　人活到了這把年紀，就開始有點“超凡脫俗”，和我們這些姑且叫做普通人的人不一樣了；很多事情再不能按以往的規矩或是一般常理來面對，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擱在他老人家身上或許就是不正常的，原本很簡單的事情對他而言或許就是不簡單甚至是復雜的，就說這治病吧。

　　大約是2013年初冬，時已89歲高齡的老爸右耳耳輪偏上部不經意間生出了一個黑紫色的肉疙瘩，筷子頭粗細，不圓不尖，根部牢牢扎在耳輪上。初時，這看著不大、其貌不揚的肉疙瘩并不怎么礙事，老爸也沒有什么異樣的感覺。可每每看著老爸耳朵上這肉疙瘩，兒女們的心情都會是復雜的；怎么形容呢？就像家中屋頂落著一只碩大的綠豆蠅，讓人看著有點煩心。

　　年齡大了，不便去醫院，兒女們拍了照片。醫生說：“沒事兒，這種請況很常見，何況這么大年紀了，先觀察觀察。”說明白了，也聽明白了，人到了這個歲數，早已不像年輕人和上班族那樣講究，還計較什么美觀和形象，只要不危及生命，大可以不去管它。

　　對于病人而言，這醫院和醫生就是終端了，既然看了醫生就得相信醫生，既然醫生這樣說了，兒女們心中的疑竇也就隨之消除了一些，卸掉了包袱一樣。可誰曾想這樹欲靜而風不止，轉過年來，沒兩個月的功夫，那初時本不起眼的肉疙瘩就像泡在熱水里的干貝，已生發成了小手指肚粗細。頗讓人擔憂的是，不僅僅是個頭變大了，其形態也越發詭異另類，粗糙的表皮黑硬黑硬的，似傷口結出的黑痂，頂部還隱隱地生著一些刺狀物，看著隱隱一種不祥的感覺，一時間成了兒女們的心病。

　　看起來，老爸耳朵上這多余的寄生物并不本分，還真的不可小視。兄妹們于是私下里商量，決定領著老爸多走幾家醫院做徹底檢查；只有醫院可以弄清楚這肉疙瘩到底是什么東西，屬于什么性質，需要怎樣治療。然而，真正到了醫院、看了醫生，卻遠不像預想和期盼的那樣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腫瘤醫院的同學幫我約了專家，妹妹通過關系咨詢了醫大和陸軍總院的教授，得出的結論和意見幾乎是一樣的。讓人不能理解又必須理解的是，這些一樣的結論不是對病情診斷的結論，而是憑他們的經驗和感覺對應不應該治療所下的結論。歸結起來就是一個意思：這么大年紀了，無論長的那東西是什么，甚至也無需知道是什么，手術都是沒有價值的，而且想手術也不會有人給你做，保守治療吧。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想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老爸年齡太大，而且已在床上和輪椅上頑強生活了七八載。面對這樣的老人，又不曾做過什么大領導或社會名流，專家們給出這樣的結論是正常的。再說句不孝道的話，都90了，還能有多少個屬于自己的365天呢？如此說來，非兒非女，非親非故，誰又愿意為你擔這份風險呢？兄妹們自是無功而返，再次回到了讓人糾結郁悶的現實中。

　　對于病人和家屬而言，醫院就是靠山，醫生就是救星、活菩薩，怎樣說、說什么似乎都有道理。既然大醫院都去了，既然這專家們給出了同樣的結論，雖然這結論對老爸那病沒起到一絲一毫抑制或治療作用；但作為兒女，似乎也得到了些許安慰，那就是良心上的，畢竟是對老爸盡了責任和孝心。這時的兒女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盡心盡力陪著老爸和他耳朵上那誰也動不得的肉疙瘩度過有生之年，不要企盼會有什么奇跡出現。

　　轉眼間三個月過去，已是2015年5月初。那可惡的肉疙瘩好像是成了精通了人氣，好像猜到了這一家人去醫院是要找人把它從那好端端的耳朵上剔下來，好像知道了它原本千分萬分畏懼著的那些醫院、那些專家們漠然開出的保守療法，好像也知道了現在的這一家人對它已無可奈何；于是長勢更加肆無忌憚，形象更加丑陋可惡，更加貪婪地吮吸著這白首老頭身體中的那點營養和精氣，直長成足有大個荔枝那么大、形狀極不規則的一個肉團團。老爸那只原本堅實挺括的耳朵，也因被那肉團團霸占了大半個耳輪而不堪重負，彎彎月亮般開始下垂，睡覺時稍不留意受到擠壓還會破裂出血。這時老爸那只耳朵已變成了紫紅色，且波及到了耳根后面的發際部位。不知是否受此影響，老爸精神狀態也大不如前了。

　　不忍面對，但又必須面對；不敢往下想，但又必須往下想。那段日子，除了還朦朦朧朧從沒看到過自己耳朵上那肉團團的老爸外，兒女們每個人心中都隱隱承受著的疼痛，那疼痛雖不是肉體上的，但卻讓人感受出心如刀絞般的滋味；每個人精神上都在承受無休止的折磨，那折磨是眼睜睜看著老爸行將被病魔無情吞噬而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折磨。再這樣“觀察”和“保守”下去，老爸或許時日不多、去之不遠了。于是，兄妹們再一次下決心要給老爸治病，或許這是老爸最后的機會和希望。

　　照例是去醫院，照例是找關系聯系專家，與上次不同的是這次檢查時做了病理，結果和那丑陋的肉團團一樣，是不好的；而且專家說了，即便是做手術，這只耳朵可能也保不全了。或許是兒女們的執著有了回應，這次專家們的結論也無一例外地開始切入了正題，那就是如何治療的問題，但卻有著嚴重分歧。有專家說做手術是最好的方案，但這個年紀很難有人給你做；有專家說這個年紀決不能做手術，可以通過放療控制一下；有專家說這個年紀不適合放療，放療后果會一塌糊涂，不可收拾。歸納起來，認為應該做手術的聲音是主導的，只是風險太大，因為在專家們眼里，這個年齡的老人做手術的危險性和病癥對生命的危及幾乎是一樣的。

　　從這時開始，一家人的心情由前一時期的時而憂慮時而焦灼時而迷茫開始轉化為無時無刻的焦灼。是呀，終于知道了手術最好，可重要的是沒有醫生愿為你做手術。即便是朋友，在生命攸關的問題上，也會多出幾倍的小心與謹慎。我咨詢在省衛生廳工作的黨校同學，他以業內知情人士的口吻和我說：“老兄，做不做手術，哪個專家包括你老弟我也不會給你明確的意見；況且這么大年紀也很難有人愿意做這個手術，這個時候還是要你們自己拿主意。”我咨詢在腫瘤醫院工作的知青戰友，他和我說：“老弟，說句掏心窩子的話，做不做手術得你們自己拿主意，作為朋友，我只能告訴你，如果是我老爸，我絕對不給他做，因為那是我爸！”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聽到來自專家們和朋友們那些莫衷一是、甚至有些危言聳聽的說法，也會亂了方寸，心中那十五只水桶七上八下，一時拿不準主意。退一步說，即便是自己家拿主意，同樣有一個誰來挑這個頭，誰來當這個主心骨，出了意外誰來承受埋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