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愛國者，您會想起誰？”面對央視的應景街訪，有人回答周恩來，有人回答導彈。答導彈的，大約是天性幽默，小伙愛跟央視開玩笑，央視能公開這玩笑，都算有進步。答周恩來是標準答案之一，“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嘛。

　　有人回答說，和平年代，過好自己的日子，就是愛國。斯民于斯土，不被欺負地活著，就算好日子。不被欺負，意味著外爭國權，內護民權，即免于主動暴力的自由。說到底，國家的權利，不過是所有個人權利的集合。政府之所設，憲法之所立，意義恰在于此。

　　99年前，陳獨秀不僅在雜志上痛批剛頒布“袁記約法”的袁世凱政府，也痛感國人缺少對國家與人民關系的基本常識。“愛國者何？愛其為保障吾人權利謀益吾人幸福之團體也。自覺者何？覺其國家之目的與情勢也。是故不知國家之目的而愛之則罔，不知國家之情勢而愛之則殆，罔與殆，其蔽一也。”在他看來，如果不懂國家的目的，不了解國家的現狀，難免愛之而適足以害之，“愛國賊”一說，警醒的便是這點。

　　國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國的形勢下，陳獨秀激憤地說：“惡國家甚于無國家”。李大釗不同意他的看法，提倡愛國“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于國家而不愛”。

　　愛國，就要致力于建設一個可愛的國家。李大釗尤其強調了先覺者對國家的責任，他不會贊成“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國”，但顯然不會反對“令祖國得自由”，國家被侵略被奴役，本質上就是所有個人權利被侵略、所有個人被奴役，面臨內憂外患，仁人志士起而行之，本意都不外是求得國族的自主、國民的自由，而這兩者實質上是一回事兒。

　　《燈下漫筆》里，魯迅對“一治一亂”的中國歷史做過劃分：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文學筆法，未必符合歷史真實，魯迅主要批判的無非是皇權帝制及其現代變種，希望國民爭到“人的價格”。跟李大釗“改進立國之精神”一以貫之。魯迅正以其激烈的批判，彰顯其愛國情懷。

　　站起來，是一百七十多年以來國人的最大心愿之一。1949年9月21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開幕詞，號到了中國的病脈。“世界大同”尚只是一個美麗的夢想，在人類公義之下，追求國族的正當地位與國民的正當利益，正是愛國的必有之義。

　　一百七十多年來，我們要完成的，是從帝制家天下向現代國家的轉型，是在西方民族國家體系刺激下的`一種文明體系的涅槃重生。這次漫長的轉型，經歷過君主立憲、“遠東第一共和”、聯省自治、訓政及計劃經濟體制，最終在1980年代開啟了偉大的改革開放，中國大陸融入全球化的世界潮流。

　　有人主張拋棄“人民”這個似乎有敵我含義的政治概念，但事實上“人民”這個詞不必然包含敵我，例如美國憲法第一句就是“我美利堅人民……”；亦可以是一個法律概念，含義是全體國民的集合。尤其如今兩岸關系大大改善，港澳實行“一國兩制”，“人民”這個集體概念，不僅要落實在大陸的一個個具體國民頭上，且有了更深、更廣的含義，“國家”的內涵，也應超越一地的人民、土地與具體制度安排，盡可能地囊括兩岸四地的斯土、斯民、斯制。

　　因此，秉承陳獨秀所說的對“國家的情勢”的自覺，今天的國人，已有了刷新認識的必要。今天的愛國，有個絕大的課題，就是求得全體中國國民的底線共識。在這種新情勢下，在國內過好自己的生活，在國際上維護國家的正當利益，自然是愛國。

　　更進一步的愛國，還得繼續推動法治與公共治理改革，在維護每個國民個人權利的基礎上，使國族成員，對自己生存其間的秩序，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認同，并將這個認同淬煉成美好的“立國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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