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的方向，是勞苦大眾解放的方向，是中華民族解放的方向。以下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長征精神征文的內容，歡迎大家查看。
80年前，紅軍一路征戰，一路與人民群眾締結下生死情誼，并因此一路攻堅克難、發展壯大，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為光榮和悲壯的遠征。長征書寫的既是豪情萬丈的英雄史詩，也是軍民一心、患難與共的光輝篇章。
長征途中，紅軍將士與人民群眾用真情實意鑄就了魚水情深、生死與共的軍民關系。著名的“彝海結盟”就是其中一個十分生動的故事。
紅軍與沿途人民群眾結成魚水情誼，實際上就是以情暖心、以心換心、心心相印的歷史過程。“白軍”占據的是大城市、金融中心、交通要道等;紅軍贏得的則是人民群眾的心!從這個意義上講，萬里長征何嘗不是紅軍與人民群眾永結同心、贏得民心的遠征!
歷史從不偏愛哪一個政黨、哪一支軍隊，誰能走進老百姓的心里，誰就能贏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誰就擁有永恒持久的感召力、向心力。戰爭也不眷顧任何一方，誰能軍民一心、同仇敵愾，誰就會有“壓倒一切敵人、克服一切困難”的底氣，誰就能取得最后的勝利。
80年前紅軍選擇了長征，就意味著幾乎是向死而生。問題在于，紅軍這樣的選擇，為什么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一路同行?換言之，紅軍與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為什么牢不可破?今天回過頭來看，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紅軍北上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把中華民族復興的重任扛在肩上!
紅軍長征的方向，是勞苦大眾解放的方向，是中華民族解放的方向。在北上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戰略目標下凝結起來的軍民關系，必然是最廣泛的、最牢固的軍民關系。
自古以來，“軍”自“民”來，軍民之間從來不斷必然的'軍民關系。但來自民眾的軍隊并不必然成為人民軍隊，必然的軍民關系也并不必然是軍民魚水關系。如果來自民眾的軍隊是奔著升官發財而去，那它一定不是人民的軍隊，甚至是壓榨人民的軍隊，遑論軍民魚水關系?如果來自民眾的軍隊是為著人民翻身解放、為民族獨立解放而犧牲奮斗，那它一定是人民的軍隊。長征途中，紅軍之所以能同人民群眾結成牢不可破的魚水關系，說到底是人民軍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性質宗旨決定的。是的，性質、宗旨，而我軍的性質宗旨，不正是紅軍與人民群眾魚水一家親的軍民關系的最高理論表達么?
長征途中，嚴明的紀律始終是紅軍與人民群眾結成和保持魚水關系的重要保障。長征開始時，黨和紅軍的領導機關就為紅軍規定了明確的行軍紀律，要求每個官兵：“絕對服從命令，嚴守紀律，不強買，不亂打土豪，不侵犯群眾利益，與群眾發生親密關系。嚴厲處罰破壞紀律、違反階級路線的分子，每連隊宣傳隊布置時，應實行進出宣傳與檢查紀律。”
時任紅二軍團六師政委廖漢生回憶：“長征途中，二軍團六師十六團第二連在一個牛圈里挖到一大缸青稞。指導員錢治安在牛圈旁召開了黨支部會議，討論怎么處理。吃吧，怕主人家回來有誤解;不吃吧，部隊正餓著肚子。經過一番討論，最后形成決議，取出糧食，放入銀元，并留下一張字條，鄭重地署明‘中國工農紅軍二連’”。
嚴明的群眾紀律是軍民魚水關系的守護神。敬畏紀律，秋毫不犯;執紀從嚴，人人平等，沒有“特殊”，這是紅軍不同于“白軍”的根本區別之一，是紅軍贏得人民群眾喜愛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歷史不可重來，傳承下來的是文化。回望紅軍長征，不難發現當年軍民團結奮斗的一切印跡，走過的路、住過的屋、打過的槍、寫下的標語、傳頌的故事等都已經成為一種紅色文化。
從文化的角度看，紅軍長征途中形成的軍民魚水關系，作為一種文化傳統，一直在中華大地傳承著。從長征路上的“彝海給盟”到打敗“飛機大炮”的“小米加步槍”、解放戰爭中的小推車、沂蒙奶娘，再到和平建設時期不同形式的“軍民共建”和每遇到重大災害時軍民患難與共、共克時艱的動人情景等，都是軍民團結、奪取勝利的生動表達。它們處在不同歷史情境，卻又一脈相承。
從這個意義上說，推動新形勢下的軍民融合發展，很重要的是有效強化這種情感聯結，強化軍民團結這一文化傳統，并賦予這種傳統以新的時代意蘊。比如，在高尖端科學技術領域的融合發展，高科技人才群體的共享等。當然最為重要的還是要在和平年代進一步強化全社會的軍民融合理念和現代國防意識，使軍民融合為全社會廣泛接受和認同，從而內化于心、固化于法、外化于行。我們相信，在信息網絡化、軍用民用技術融合度越來越高的今天，只要我們始終繼承和弘揚軍民團結的優良傳統，軍民融合發展必將迎來新的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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