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若以花園為天下，其實已容不得天下。以下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工匠精神的傳承的內容，歡迎大家查看。

　　在中國封建社會，由于缺乏規矩和法制，人與人、私與公之間，總是存在大片重合的地帶。人們對利益的追求，在這些重合地帶互相激蕩沖突。人欲橫流而不可遏制，讀書人自難免各以其政治地位和背景攫取利益。在這樣的過程中，讀書人的天下意識，自然而然就越來越淡化了。

　　把學問看得比天大，以天下為課題自是題中之意。反之，以學問為“祿利之途”，難免以課題為天下，無實事求是之心，而有嘩眾取寵之意。如今，天下越來越大、越來越豐富，許多利國利民的事都要人去做。若能將對真理的探求放在第一位，那無論做哪一種事業都必然廓然大公。

　　坊間一則戲說，謂漢唐讀書人以天下為花園，明清讀書人以花園為天下。戲說像漫畫，能抓住對象的主要特征。大體上說，漢唐讀書人的胸襟，確乎要比明清讀書人開闊得多。讀書人，有怎樣的志向，就有怎樣的胸襟。儒者以天下為己任，胸襟自然非常開闊。

　　讀書人若以花園為天下，其實已容不得天下。說起來，明朝的讀書人，雖有“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努力，卻彌補不了他們與漢唐讀書人在胸襟上的差距。漢朝司馬遷，受了宮刑，能忍辱含垢，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精神著作《史記》;唐朝李商隱，仕途困厄，卻有著“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這樣的超然豁達，都與當時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的風氣有關。這樣的胸襟，怎不令人景仰?

　　由讀書人的胸襟所形成的風氣，是很有影響力的。跟司馬遷同時代的霍去病，是皇親國戚，打匈奴立了戰功，漢武帝給他蓋了很大的宅子，卻不肯去瞧一眼，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他可不是什么讀書人，但那個時代讀書人以天下為花園的精神氣質，顯然也感染到了他。

　　然而，較之先秦的讀書人，漢唐讀書人的胸襟，又有所不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孔子具有豐富的古代文化知識、極高的藝術造詣和深邃的歷史洞察力。面對浩蕩水勢，孔子的表達是沉靜而悠然的。所道出的，不僅僅是對自然力的感嘆，更有對歷史滄桑的感悟，有一種深刻、蒼涼、雄渾而磅礴浩蕩的力量。相比之下，唐人李白的“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寫得聲勢浩蕩。但除了對于強大自然力的描繪之外，更多的寄托是個人的狂放和感傷，與孔子不在同一境界上。

　　所以，后來就有詩人以“人定勝天”的信念，責令李白改詩句：“黃河之水手中來!”在時代的變遷中，新時代詩人顯然覺得“手中來”比“天上來”更顯得詩情、浪漫和有力量。藝術境界的高低，若非臻于極境，見仁見智的余地，可說是無邊無涯的。然而，對于《川上》，即便如毛澤東這樣的偉大詩人和領袖，在橫渡長江“極目楚天”、抒發雄心壯志時，也還是要借用一番。這是大家所熟悉的。

　　與明清時代的讀書人不同，宋代的讀書人，立志要越過漢唐，直接回到遙遠的古代，重新開出一個“內圣外王”的上古三代。所以，宋代出現了一些精神氣質上頗有圣人氣象的讀書人。如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真是胸襟浩蕩!在這樣的精神鼓勵和引領下，宋代的讀書人志在“新民”，教天下人去私，想在克制人的私欲方面找到一條通途，以達致“存天理，滅人欲”的理想世界。但“人欲橫流”的世道之下，僅僅依靠思想上、精神上的說教，又如何能挽狂瀾于既倒呢?

　　明朝的王陽明，批評宋儒專在知識才能上求圣人，實質上卻離圣人越來越遠。他深知，“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所以，他提倡“親民”，說是像普通百姓那樣去正常生活，更符合人的本性，不會變得虛偽做作。王陽明把努力做個一般人，作為克服私欲膨脹的方便法門，與所謂“禮失而求諸野”的意思其實是相近的。

　　但王陽明的努力，仍歸于失敗。不過，這絕不是思想、立場和方法上的失敗。要改變“人欲橫流”，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以相應的規矩、法制，限制和調節人與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在中國封建社會，由于缺乏規矩和法制，人與人、私與公之間，總是存在大片重合的地帶。人們對利益的追求，在這些重合地帶互相激蕩沖突。人欲橫流而不可遏制，讀書人自難免各以其政治地位和背景攫取利益。正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在這樣的過程中，讀書人的天下意識，自然而然就越來越淡化了。

　　明朝成化年間，有位僧人曾說，那些讀書人，享了多少富貴都不滿足，都是到這個世上來討債的冤孽。也有人總結，那時讀書人“宦趣太濃”“生趣太濃”;沒了官做，就沒得日子過;活得太滋潤，就一味貪生怕死。說句實話，我們今天頗為欣賞的明清花園，不就是當時的那些宦趣、生趣太濃的讀書人，“以花園為天下”而建的嗎?

　　說到漢唐與明清讀書人的天下和花園，就有人戲言當下的讀書人，以三室一廳為天下。仔細想來，這實在是有點過于貶低了。今天的讀書人，未必都以三室一廳為天下;即便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寸金之地，讀書人擁有三室一廳的也相當普遍，與幾十年前一家四五口斗室難求的情況已大不相同。于是，有朋友笑言今天的讀書人，是以課題為天下，而不是以天下為課題。這倒并不鮮見。

　　較近的例子是，負責《宋史》標點的張家駒先生，人在病榻之上，仍手不釋卷，殫精竭慮，直至生命衰竭。可見，張先生把這種標標點點的事，是看得極為重要的。廿四史標點的參加者，視這一工作為國家的一項重要文化事業，做起來不僅任勞任怨，而且極其認真。今人很難理解，那些五六十歲甚至六七十歲的先生們，常常會為了一個字、一個標點的訂正勘誤，遍查群書，反復論辯。那時候，做這樣的工作，不但沒有名利，甚至還要被看作是“廢物利用”。唯參加標點的人，一個個把學問看得比天大，生怕一字一句之失，或導致千里之謬。

　　把學問看得比天大，以天下為課題自是題中之意。反之，以學問為“祿利之途”，讀書人難免以課題為天下，無實事求是之心，而有嘩眾取寵之意。胸襟本方寸之地，貪得無厭，則害人害己。古人云：“欲之為害大矣!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以欲喪身、亡家、失國，若出一轍!”世人以“人心不足蛇吞象”，來形容那些因私欲膨脹而自我毀滅的人，道理就在這。

　　如今，天下越來越大、越來越豐富，許多利國利民的事都要人去做，早就不以科舉為目的了。讀書人若能將對真理的探求放在第一位，那無論做哪一種事業都必然廓然大公。以天下為課題，讀書人胸襟中自有天下。若只是以課題為天下，求名求利，那無論怎樣的課題都容不得天下，又哪來的胸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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