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歐陽舍人書》是宋代文學家曾鞏寫給其師歐陽修的一封感謝信，文章通過對銘志作用及流傳條件的分析。來述說“立言”的社會意義，闡發“文以載道”的主張，表達了對道德文章兼勝的贊許與追求。文章結構謹嚴，起承轉合自然。

　　【原文】

　　鞏頓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復觀誦，感與慚并。

　　夫銘志之著于世②，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于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③，懼后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④，或納于廟，或薦于墓，一也。茍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⑤，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⑥。而善人喜于見傳，則勇于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于通材達識，義烈節士⑦，嘉言善狀，皆見于篇，則足為后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

　　及世之衰，為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后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茍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后。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之，于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跡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于名，有名侈于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并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后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脪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

　　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誰不愿進于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于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于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

　　幸甚，不宣。鞏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