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

　　①中國民族向來偏重實用，他們不歡喜把文藝和實用分開，也猶如他們不歡喜離開人事實用而去講求玄理。一個人的第一要務是效用于家國；沒有機會效用于家國，或是于效用家國之外還有剩余的時間和精力，才去弄文學，所以孔子說：“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國語》《離騷》《孫子兵法》《史記》以及許多詩文名著，據說都是不得志的“賢者”的“發憤之作”。

　　②這并非說中國人不尚文，世界上沒有比中國人更尚文的民族，不過中國人尚文，不是看重它本身的美，而是看重它的效用。最淺顯的效用是動聽。“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話要說得漂亮，人家才相信你的道理。孔子勸人學詩，因為“不學詩，無以言”，雖學詩而“使于四方，不能專對”，仍是無用。

　　③孔子袒護詩文，全從道德政治著想，以為詩文是道德政治中所必須有的一個節目。兩漢時期，文人和詩人逐漸成為一種特殊的職業階級。多數作者對于道德政治本沒有什么興趣或創見，因為要維持他們的職業的尊嚴，便硬說他們的胸中原來有一番大道理，他們的作品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這種習慣的養成與漢開始以后帝王“尊經”有關。文學的最高的理論既是六經，而六經的主旨既在啟發微言大義，則繼起的文學自不能“言之無物”。持此說最早的人是揚雄。他說：“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必學經，所以他把自己的《法言》比《論語》，《太玄》比《易經》。魏晉時風氣稍轉變，文學逐漸離開經學的束縛，幾乎要走上獨立自主的路。一時代表文藝思想的著作如曹丕的《典論·論文》、曹植的《與楊德祖書》和《與吳質書》，以及陸機的《文賦》之類，都很少漢人的道學氣和經學氣。陸機的《文賦》尤其值得注意，因為它純粹地從文學觀點去討論文學，絲毫不拿道德來裝飾門面。桓范的《世要論·序作》篇里有這一段話：“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宏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理，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為法式。”這還是揚雄的老話。齊梁時有兩部重要的批評著作，恰好代表當時文學上兩種相反的傾向。一部是劉勰的《文心雕龍》，代表傳統的“文必明道”的思想。另外一部是鍾嶸的《詩品》，代表重純文學的傾向。就大體說，在六朝時，純文學的勢力比較浩大，詩文都比較少經學氣和道學氣，但是六朝文學①后來為世所詬病，也恰在這一點。唐人菲薄六朝文學，不是說它“采麗競繁，興寄都絕”，就是說它“綺麗不足珍”，意思只是說它除漂亮說話以外，沒有什么道德的教訓。韓愈的最大的功勞，據一般人看，就在挽救六朝的綺靡，恢復文道的一貫。其實他繼揚雄之后，開了一般中國文人的惡習氣，就是本來只是一個玩弄辭章的文人，好為大言以欺世，說他自己是周公、孔圣人的繼承者。從韓愈以后，“文以載道”、“言之有物”就成為一般文人的門面語了。清朝桐城派文人把學問分成考據、義理、辭章三項，以為無論是學者或是文人，這三種功夫都不可缺一。所謂“義理”仍是從前人所說的“道”。

　　④“文以載道”說經過許多文人的濫用，現出一種淺薄俗濫的氣味，不免使人“皆掩鼻而過之”。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種俗濫學說實在反映一種意義很深的事實。就大體說，全部中國文學后面都有中國人看重實用和道德的這個偏向做骨子。這是中國文學的短處所在，也是它的長處所在。中國偉大的詩人如屈原、陶潛、阮籍、杜甫、李白等都是要極真誠地把他們的憂生憂世憂民的熱情表白出來，絕對沒有想象虛構的俳優氣。在中國文學中，道德的嚴肅和藝術的嚴肅并不截分為二事。這一個優點不是“文以載道”說所能包括，也不是對于“文以載道”說的厭惡所能抹煞的。

　　【注】①六朝文學：指魏晉南北朝文學。

　　（選自《文藝心理學》，有刪改）

　　14．簡要概括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處理文藝與道德關系的各自特點，并聯系唐以后文藝與道德關系的走向，總結中國古代文藝的價值傾向。（4分）

　　15．結合文本內容，指出第④段中“短處”、“長處”的各自內涵是什么。（4分）

　　參考答案：

　　14.（4分）

　　特點：①兩漢時期，文人注重“言之有物”，作品含道德教訓。（1分）②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創作出現兩種相反傾向，一時純文學與“文必明道”思想并存。（1分）中國古代文藝的價值傾向：“文以載道”是中國文藝的主流傾向，雖然純文學一度興起，但無法替代中國民族重實用和道德的國民性傾向。（2分）

　　15.（4分）

　　①短處指的是：中國文學注重實用和道德，箝制想象，阻礙純文學的發展。（2分）

　　②長處指的是：中國文學注重實用和道德，使得文學與現實人生緊密相連。（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