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是一位散文家，但他也是一名優秀的教師。下面我們為大家帶來講臺上的朱自清，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講臺上的朱自清

　　朱自清的蟬聲一提到朱自清，人們都知道他是散文名篇《背影》《荷塘月色》的作者，是著名的散文作家、詩人、學者、民主戰士。其實，他還是一位終身從事教育事業的教師、教授。

　　講臺上的朱自清是一個親切而又嚴格的老師，一個能將教師職業與文學愛好融為一體的著名的作家教授，還是一個能將國學與新文學批評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批評家教授。當然，朱自清的從教之路和思想歷程是坎坷的，他一度曾想脫離教育界，又想以國學研究來躲避政治風潮，但國破家亡的殘酷現實磨礪了他，愛國進步的師生感奮了他，亦師亦友的師生深情感動了他，他終于陶鑄成一代令人欽敬的名師。

　　一、從“頗想脫離教育界”到終身從教

　　1920年朱自清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后，在江浙多所中學任國文教員，據黃延復《清華逸事》記載：朱自清從1920年6月到1925年8月這五年的時間里，先后任教于杭州第一師范、揚州八中、吳淞中國公學、臺州六師、溫州十中、寧波四中、白馬湖春暉中學等七個學校。

　　1925年2月，已從教五年的朱自清欲謀商務印書館工作，他給好友俞平伯去信說：“我頗想脫離教育界，在商務覓事，不知如何?也想到北京去……如有相當機會，當乞為我留意。”3月又去一信：“弟實覺教育事業，徒受氣不能受益，故頗倦之。兄謂入商務(若能)適否?”“倦之”的直接原因，他在信中陳述得很明白：“春暉鬧了風潮，學生反對教務主任而不上課，當局開除學生廿八人，我們反對而辭職;結果，他仍被留在此，夏先生專任甬事，豐子愷改任上海藝術師范大學事。此后事甚乏味。半年后仍須一走。”后來商務印書館的工作沒有聯系上，適北京清華學校加辦大學部，成立國文系，經俞平伯推薦，胡適介紹，就聘他為教授。從此，朱自清再也沒有離開清華，他的職務都是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其間盡管他主持系務任中文系主任16年(抗戰時期任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大中文系主任)，但他仍擔任了教學工作，一直沒有離開講臺，從教終生。

　　朱自清能站穩講臺、從教終身的原因，首先在于他能虛心聽取學生意見、反躬自省、勤奮好學。在1920年到1925年這五年中學教師生涯中，朱自清在不同的學校碰到了不同的矛盾和困難：教與學的矛盾、家庭沉重的經濟負擔、風潮事件，等等，使他產生了“倦之”情緒，但他“倦”而終不棄。以“教與學的矛盾”為例，朱自清大學畢業后執教的第一所學校是浙江第一師范學校，該校前身是浙江兩級師范學堂，魯迅、劉大白等都曾在這里執教。朱自清和俞平伯都是北大高材生，由北大校長蔣夢麟推薦到一師任教。朱自清當時22歲，而他所教的高級班的學生大都二十左右，大的竟有二十七八歲，所以他就被學生稱為“小先生”。朱自清雖然有很好的文學修養和不錯的“新詩”創作成果，但并不等于就可以當好老師。“小先生”朱自清見了老學生不免感到緊張，加上他矮矮胖胖的形象與難懂的口音和穿著的土氣，初上講臺的朱自清沒有什么魅力，他不知怎樣上課才可以讓學生滿意。只教了一個月的書，他便堅決要求辭職。原因是學生課堂上的發問讓朱自清覺得自己的“學問不夠”，覺得學生“不買他的賬”。然而又被學生誠懇地挽留住了，終至于師生之間相處很好。他的學生魏金枝后來回憶說：“說話呢，打的揚州官話，聽來不甚好懂，但從上講臺起，便總不斷地講到下課為止。好像他在未上課之前，早已將一大堆話，背誦過多少次。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時間荒廢，所以總是結結巴巴地講。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預備了的話，便不免在喉嚨里擠住。于是他就更加著急，每每弄得滿頭大汗。”及至學生提問，他更是手足無措。“他就不免慌張起來，一面紅臉，一面急巴巴地作答，直要到問題完全解決，才得平靜下來。”他將自己想辭職離開一師的事情寫信告訴了蔣夢麟，不知內情的蔣夢麟以為是校方作梗，速致函校長姜伯韓說：“假如像朱自清先生這樣的教師，還不能孚眾望的話，一師學生的知識水準，一定很差。”當時一師學生自治會主席曹聚仁從校長處得到此信后，便拿著這封信去找朱自清，勸他留下，并說道：“教書是一種藝術，跟學問廣博與否是不相干的。”學生們也一起勸老師慢慢來，不要著急，并陪同他去觀摩其他班級的教學計劃和教學情況。朱自清這才恍然大悟，原來的確是自己不諳教學方法所致。他于是更加勤奮學習和認真備課，學生們開始喜歡聽他的課。由此可見，一師學生不愧為是“師范”學生，不僅知識水準不差，且已有師者風度。而朱自清的虛心和自省，更是令人欽敬。虛心使人進步，善于接受學生意見，這是朱自清終能站穩講臺的重要原因。

　　講究教育方法，實踐教學民主，是朱自清深受學生歡迎的重要原因。經過在浙江一師、揚州八中、中國公學等學校兩年的教學歷練，到1923年朱自清執教溫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學時，他的教學水平大有提高。講臺上的朱自清在學生的眼中，是一位親切而嚴格、又具有“別致而善誘”教學方法的的老師。他的學生陳天倫在《敬悼朱自清師》一文中回憶說：“民國12年，我在溫州中學初二讀書，朱先生來教國文，矮矮的，胖胖的，經常提一個黑色皮包，裝滿了書，不遲到，不早退，管教嚴，分數緊，課外另有作業，不能誤期，不能敷衍。說起他的教學方法，真是親切而嚴格，別致而善誘。那個時候，我們讀和寫，都是文言文。朱先生一上來，就鼓勵我們多讀多作白話文。《窗外》《書的自敘》……是他出的作文題目，并且要我們自由命題，這在做慣了《小樓聽雨記》《說菊》之類的文言文后的我們，得了不少思想上和文筆上的解放。”朱自清還設計作文表格計分法，以激發學生作文的積極性。因此，溫中(包括中學部和師范部)各年級的學生都爭著要求他教課，他只得盡可能多擔任些鐘點。奔波于兩部之間。但他不因課多而敷衍，每每拭汗上講臺，發下許多講義，認真講解。”

　　朱自清的教育方法與傳統的要學生死記硬背的教學不同，體現了現代的教學民主和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及健全人格的思想。例如，1924年3月俞平伯應邀到白馬湖朱自清兼課的春暉中學玩，他在10日的日記里寫道：“佩弦上下午各有課二小時”，“他去上課，我旁聽了一堂，學生頗有自動的意味，勝第一師范及上海大學也。”他從過去在一師上課時自己“不斷地講到下課為止”，到有意識地培養學生的主動性，可謂是“啟發式”教育的先聲，是還學生獨立思維權利的表現，是朱自清教育方法的特點。又如他在西南聯大中文系上“新文學研究”課時，“在課堂上，他常常啟發學生獨立思考，鼓勵他們發表自己意見，一聽到學生有新的見解，立即高興地說：‘啊，你的意見很新!’他教學嚴謹持重，絕不作主觀論斷，談到某種文學現象時，總是尊重客觀事實，進行實事求是的評述”。 　　溫和的態度和平等的方式，是朱自清教育方法的另一特點。在春暉中學任教時，一次，有人報告幾位學生在聚賭，按慣例，學校要嚴加處理。朱自清知道后，很快和別的教師商量，以教育為主，根據情況從輕處理，并確定如此處置：教師先找學生談話，學生認識到錯誤后，就交由學生協治會處理，罰犯錯誤學生寫大字和打掃學生宿舍衛生一個月。一個學生曾記敘了這樣一件事：一次下課的時候，兩個同學亂奪書籍，帶怒帶罵，朱自清見了，就微笑地說道：“爭鬧之聲，胡為乎來哉。”他一反傳統的“師道尊嚴”，能依循少年兒童的心理，循循善誘。一次，學生王福茂寫了一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他是一個肥而且矮的先生，他的臉帶著微微的黃色，頭發卻比黑炭更黑。近右額的地方有個圓圓的瘡疤，黃黃的顯出在黑發中;一對黑黑的眉毛好像兩把大刀擱在他微凹的眼睫上……他的耳圈不知為何，時常同玫瑰色一樣。當他在黑板上寫字的時候，看了他的后腦，似乎他又肥胖了一半。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課的時候，總是煞有介事地從講臺上大踏步地跨下去，走路也很有點滑稽的態度……”這篇作文如果碰到思想陳舊僵化的老師，會認為是對師不恭而心存不悅或勃然大怒，但朱自清卻在這篇作文下面畫了許多圈，并在課堂上讀給大家聽：“我平時教大家怎樣寫作，王福茂給大家一個榜樣，這就是描寫人要讓人讀后如見其人，最好還應如臨其境，如聞其聲。”朱自清在教學生如何作文的同時，更教如何做人，又顯示如何為師。他要學生克服見了老師就“矯情飾偽”的毛病，做有“純正的趣味”的人;他的教學方法與舊方法不同，滲透著新的現代的觀念，從中可見他的人格教育思想，即師生關系是平等的而不是不可逾越的，學生與教師都應是有自己獨特個性的人。

　　教學特別認真負責，是講臺上的朱自清一貫的精神。他上課認真，要求學生上課也要認真，課堂紀律特別嚴，經常點名，有哪一個沒有來上課，他心里清清楚楚。有一次他在走廊上遇到一個學生，就問他：“你昨天為什么缺課?”那學生連忙道歉，從此不再缺課。朱自清批改作業認真，就作業應否改得詳細的問題，他與俞平伯還進行過有趣的討論。俞平伯認為學生只注意分數多少，從來不仔細看老帥的批改和評語，不贊成多改;朱自清則反對這種看法，舉出學生珍藏自己在中學教書時批改的作文簿的事例為論據;俞平伯則買來一包花生米，指著包花生米的作文紙說：“大多數的作文，都是拿來包花生米的，所以我主張，不要改得太詳細。”但朱自清仍堅持認為，大多數學生還是歡迎多改。他為班上學生批改作業很仔細，有錯必改，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放過，看到精彩論點，則用紅筆畫上圈圈，或針對上面的缺點與錯誤，找出材料給學生參考，并且從不拖延發作業給學生的時間。有一天，朱自清生病了，拉肚子，但他還是按照以往工作到夜里12點后才休息的習慣，連夜批改作業。妻子陳竹隱勸他休息，他不肯，說是“我已答應明天發給學生作業”。陳竹隱沒有辦法，只好在他的桌子邊放個馬桶，讓他邊拉邊改，一頁之間，竟拉了十多次，天亮后臉色蠟黃，人都變了樣，但他照樣提起書包上課去了。

　　翻閱朱自清從教的資料，可以看到，他從原先“頗想脫離教育界”，到成為一個教學認真、反躬自省、講究教學方法，且具有現代人格教育思想的教師的軌跡，他以自己的行動回報了父輩、師友對他的厚望和影響，回應了《愛的教育》一書對他的深切影響，以教書育人作為他的終身職業。這也是教育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