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是個內向的人，靦腆的人，從品行上說，絕對是個正人君子，看看他講課，就知道這是怎樣一個忠厚人了。

　　他那時是矮矮胖胖的身體，方方正正的臉，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個平頂頭，完全像個鄉下土佬。講的是揚州官話，聽來不甚好懂，但從上講臺起，便總不斷地講到下課為止。好像他在未上講臺前，早已將一大堆話，背誦過多少次。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時間荒廢，所以總是結結巴巴地講。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預備好了的話，便不免在喉嚨里擠住。于是他更加著急，每每弄得滿頭大汗……一到學生發問，他就不免慌張起來，一面紅臉，一面急巴巴地作答，直要到問題完全解決，才得平舒下來。

　　這是北大剛畢業，在杭州第一師范教書時的情形，他的學生魏金枝記下的。后來當了清華大學國文系教授，情況是不是好了呢?沒有好多少。下面是他的學生吳組緗的回憶：

　　我現在想到朱先生講書，就看見他一手拿著講稿，一手拿著塊疊起的白手帕，一面講，一面看講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總是不很鎮定，面上總是泛著紅。他講的大多援引別人的意見，或是詳細地敘述一個新作家的思想與風格。他極少說他自己的意見;偶爾說及，也是囁囁嚅嚅的，顯得要再三斟酌詞句，唯恐說溜了一個字，但說不上幾句，他就好像覺得自己已經越出了范圍，極不妥當，趕快打住。于是連連用他那疊起的白手帕抹汗珠。

　　他的婚姻狀況

　　朱自清結過兩次婚。第一次是1916年考入北大預科，當年寒假里回揚州老家結婚。妻子武鐘謙，揚州名醫武威三的女兒，樸實、文靜，在前面引用過的那篇文章里，魏金枝說，"至于我們的朱師母呢，也正和朱先生是一對，樸素羞澀以外，也是沉默，幽靜。除開招呼以外，不大和我們搭腔，我們談著，她便坐在床上做活"。1929年11月，夫人在揚州家中病逝，32歲，遺3子3女。朱先生與夫人同歲，都是1889年出生。

　　第二次是1932年8月，與陳竹隱女士在上海結婚。陳是四川成都人，少先生7歲，畢業于北平藝術學院，為齊白石、溥西園的弟子，工書畫，善度曲。婚后隨夫北上，住在清華園里。抗戰爆發后，朱自清獨自赴長沙，又轉赴昆明，在西南聯大任教，陳由北京赴昆明與丈夫團聚。抗戰后期，帶著孩子住在成都。

　　對武鐘謙夫人，朱自清的心里，始終充溢著真摯的情愛，《給亡婦》可說是一曲愛的頌歌。現在要說的是這篇文章寫作的時間。若是剛剛去世，痛不欲生，秉筆為文，自在情理之中。但愿是這樣，然而不是這樣。文末標明的1932年10月，是武去世3年之后，又是新婚3月之內。文中有"孩子都好，我們一定盡心教養他們"之語，是不是也有一點"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的意思在里面呢?

　　單就這篇文章立論不免輕率，從此后朱自清的《日記》中尋按，就不能說無影無蹤了。

　　1933年1月15日，也就是《給亡婦》一文寫罷不久，朱自清"在平伯處打契約橋眚，并吃晚飯，歸時竹似怒"。此后夫婦間小的齟齬，在日記中時有所見。有時純屬記事，卻不能說沒有怨懟之意，如"竹病中延一中醫診治，竹信中醫甚篤，然中醫診金昂甚"(1935年1月14日)。又如"晚竹謂予近太懶，為之惕然" (1933年3月6日)。

　　有沒有大的齟齬呢。

　　有一個時期，朱自清對他的夫人，似乎已不只是怨懟了。1934年1月2日記：

　　入城至吳宅，吃牛肉鍋，極美。食畢跳舞，余興致先不佳，后較好。舞得非常生，只一次合上拍子。竹跳甚多，其履不佳，一脛常外歪斜，又身子不直，顯得臀部扭得厲害，然甚剌戟余也。

　　徐志摩一度對陸小曼失望后，曾在日記中寫道："愛的出發點不一定是身體，但愛到了身體就到了頂點。厭惡的出發點，也不一定是身體，但厭惡到了身體也就到了頂點。"可不可以把這句話轉用在這兒呢。還是不要吧。那就都讓一步吧，你也得承認，朱陳之間的關系，不像一些傳記里說的那么好。

　　抗戰后期在昆明，朱先生那么艱難地活著，冬天甚至披著趕車人穿的光皮板子(俗名一口鐘)御寒，這在當時的大學教授里，是絕無僅有的。撙節下來的錢，乃至是借來的錢，按時寄往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