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崔琦在培正中學畢業(yè)之後繼續(xù)留在香港，他也許不可能成為摘取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香港的土壤，是絕對不可能培育出一位優(yōu)秀的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或歷史學家的。

　　追求學問，除了本身的聰明才智和努力之外，也還需要適當的土壤，不是法國香檳區(qū)的土壤，又怎麼可能培養(yǎng)出真正的香檳?

　　今年十月中旬的時候，我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流連了大半天。給我最深印象的，不是一件又一件稀世奇珍，而是一群又一群由老師領 來博物館叁觀的小孩子。他們的年齡介乎八歲到十一歲。這些穿 校服的小學生，每個人都拿 一本素描簿，聽完老師講解之後，便各自蹲在自己喜歡的那件珍寶前面，把那東西畫下來。

　　大英博物館里面許多古物，以及他們的歷史，我們在中一那年的西洋史課上才第一次接觸。我們看的只是圖畫，沒機會看到實物。我討厭背書，但是為了考試，我是硬生生的把課本背熟。為了應酬那位變態(tài)的歷史老師和無數的測驗，我嘗盡了挫敗。在倫敦念書的小孩子，在八、九歲的時候，已經可以親眼看到我們只能在書本上讀到的東西。這樣讀書才有價值，也才有樂趣可言。看到那群幸福的小孩子，我才知道自己曾經失去些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