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張子靜，一個像生活一樣灰撲撲的名字。初次粉墨登場，是在張愛玲名為《弟弟》的散文里。

　　他和姐姐扮演《金家莊》里能征慣戰的兩員驍將，一個叫月紅，一個叫杏紅。姐姐使一把寶劍，他使兩只銅錘。開幕的時候永遠是黃昏，他們趁著月色翻過山頭去攻打蠻人……

　　他亢奮的臉龐，稚嫩的吶喊，和童年一起，被夕陽橙色的光影涂抹得溫情脈脈。

　　此后，溫情如記憶，漸漸斑駁。在時間無涯的荒野中，他長成了一棵秋天的樹，平庸枯寂，冷冷清清，倉皇凋落的姿態，令人動容。

　　沒有人愛他，悲天憫人一些說，沒有人用對的方式愛他。

　　父親張志沂待他，連起碼的兒女心都沒有。

　　因為嫌學校里“苛捐雜稅”太多，“買手工紙都那么貴”，父親只在家中延師教他讀書。他成年后，為了省錢，父親干脆不提為他娶親之事。非但如此，有次他從揚州回上海出差，父親見他帶了許多出差經費，以保管為名要了過來。過了一些日子，他找父親要，父親卻若無其事地說已經花掉了。

　　母親黃素瓊的愛，理智多于熱情，拒絕多于容納。

　　一個夏天，他帶著一雙用廢舊報紙包的籃球鞋，去投奔母親。他說不想回父親那個家，說話的時候，他一雙大眼睛“吧嗒吧嗒”地望著母親，潮濕而沉重地眨動著。母親斤斤計較地解釋，自己的經濟能力只能負擔一個人的教育費，這個名額已經被他姐姐占據了。他緊緊地抱著那雙籃球鞋，背過身去，哭了，肩膀突兀而劇烈地顫抖。那一刻，那雙籃球鞋像溫暖的懷抱，憐憫地收留了他的無助，力所能及地撫慰了他的悲傷。

　　童年里，陪他一起玩的姐姐，也只是偶有同情的眼淚大顆地落下。

　　他跟一幫朋友辦了份雜志，向姐姐約稿，姐姐不客氣地說，我不能給你們這種不出名的雜志寫稿，壞我自己的名聲。

　　后來，姐姐去了美國。行前，也沒有告訴他。某日他一如往常地去看望姐姐，姑姑拉開門，對他說，你姐姐已經走了。然后就把門關上了。他走下樓，忍不住在熱鬧的人流中哭了起來。成年后的他，再次成了棄兒。

　　再后來和姐姐聯系上了，姐姐的回信簡短生硬：“沒有能力幫你的忙。”那個典手鐲給情敵籌打胎費的姐姐，對自己的弟弟，只有這句像童年一樣遙遠的話。姐姐去世時，把所有的遺產都留給了她的朋友宋淇夫婦，連給他一點紀念的想法都沒有。

　　讀他口述的《我的姊姊張愛玲》，我幾度落淚。書里，他為姐姐開脫：“我了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總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底是永世不能改變的。”

　　當得知姐姐去世，他找出姐姐的書，一翻就是那篇《弟弟》。重溫那些熟悉的文字，他的眼淚再度落了下來。“‘很美’的我，已經年老，‘沒志氣’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個凡夫。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殘存人世了。”

　　他很安靜地老了，獨自住在14平方米的小屋里，心里只有一個卑怯的愿望：離世以后，能有人及時發現。所以在白天里，他把小屋的門開著，鄰居路過都會探一下頭。

　　有時倒真希望他只是一棵秋天的樹，像一首老歌唱的那樣：“時時仰望天，等待春風吹拂。”有希望的等待，也好，至少可以溫暖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