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我的同事張愛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幾乎從來不見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萊大學，張愛玲幾乎是一個隱形人。這首先與她的體形有關。臺灣學者水晶說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坐在安德魯（柏克萊大學東語系教授、張愛玲小說的英文譯者）的車上，向舊金山一家小啤酒館奮勇前進。我們談起張愛玲。安德魯指著路邊走過的一個瘦小的老太太說，如果你能見到張愛玲，她就跟她一樣。一個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張愛玲喜歡晝伏夜出，刻意地躲開人群。

　　據她的助手、臺灣學者陳少聰介紹，張愛玲通常是下午到辦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陳少聰與張愛玲同在一間辦公室辦公，只是中間隔了一層薄板。外間是助手的，張愛玲在里間，所以，張愛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與陳少聰打一個照面，微笑一下，或者點頭致意。后來，她們連此也嫌麻煩。每天下午張愛玲要來的時候，陳少聰干脆及時地躲開。

　　“我盡量識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騷擾她的清靜，但是，身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總不能不對她有所交代。有好幾次我輕輕叩門進去，張先生便立刻靦腆不安地從她的坐椅上站了起來，瞇眼看著我，卻又不像看見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來。她不說話，我只好自說自話。她靜靜地聽我囁囁嚅嚅語焉不詳地說了一會兒，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問地敷衍了我幾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點點頭，最后狼狽地落荒而逃。”

　　1952年，張愛玲離開上海，只身來到深圳羅湖橋，準備由此進入香港。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陸上必經之途。羅湖橋的橋面由粗木鋪成，橋的兩端分別由中英兩方的軍、警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證拿去檢查時，張愛玲和從中國內地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長時間等待。在他們的焦急與無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時機地表現了他們的傲慢。他們若無其事地踱步，心態悠閑。有一名中國士兵見狀，走到張愛玲身邊，說：“這些人大熱天把你們擱在這兒，不如到背陰處去站著吧。”張愛玲轉頭看他，那個士兵穿著皺巴巴的制服，滿臉孩子氣。人們客氣地笑了笑，包括張愛玲在內，沒人采納他的建議。她緊緊貼在柵欄上，擔心會在另一端入境時掉了隊。這是張愛玲最后一次體會來自同胞的溫暖，那條看不見的邊界，從此把她的生命分為兩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與傳奇，在她身后被鋪天蓋地的標語和口號迅速湮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