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文字的特點

　　常常有許多作家提到對個別詞匯的欲罷不能，張愛玲也是。她的小說語言色彩鮮明濃厚，音調鏗鏘，特數字詞所具有的氣味顏色，音高質感都能被她運用得淋淋盡致。

　　張愛玲，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中國現代女作家。原名張瑛，出身名門。1939年考入英國倫敦大學，因二戰改入香港大學。1942年返回上海，開始以文謀生。在《泰晤士報》、《紫羅蘭》、《萬象》等報刊雜志發表大量作品。張愛玲擅于將西方小說藝術與中國傳統小說結構相結合，以上海、香港為背景描寫兩性關系、婚姻關系。作品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其前期作品結集為小說集《傳奇》、散文集《流言》，影響深遠。張愛玲于1952年赴香港，1954年發表長篇小說《秧歌》、《赤地之戀》。1955年赴美，1977年發表《紅樓夢魘》。1995年逝于美國洛杉磯。本文從女性文學批評的角度對張愛玲的前期作品進行研究，揭示了張愛玲女性寫作的獨特表現：以上海、香港十里洋場半官半宦人家的女性生活為故事背景，深入透視剖析女性心理，成功運用月亮、鏡子兩種具女性內涵的意象，對女性內在的奴性意識做了全面自覺的曝光。

　　張愛玲通過寫作實現了對女性自身傳統意識根本的揚棄和批判，超越了“五四”新文學中的女性作家。張愛玲對女性病態意識的揭示填補了民族文化心理建構方面的一個空白。張愛玲的女性寫作的成功與家庭影響、個人經歷、特殊的社會背景有著密切的關系。張愛玲女性寫作的題材和風格給后人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1943年她成為職業作家，并以第一 篇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一舉成名。

(一)、張愛玲寫作手法

　　張愛玲雖被評價為“曠世才女”，但她一生曲折坎坷，最后魂斷異國他鄉。她的生平讓她始終不能擺脫從內心里流露出來的衰頹時代所獨有的悲哀和深刻的蒼涼感，這對她小說中悲涼氣氛形成了影響。女性意識的顯現經歷了偶露崢嶸、蓬勃發展、全面深化和黯然消亡這四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張愛玲借助三篇少年習作完成了其女性意識由不自覺向自覺的轉向,初步顯現其女性意識;

　　在第二階段,張愛玲以兩性關系為切入點,小說創作由從傳統的男女關系出發去反思女性的生命存在的視角,轉到書寫男女兩性的平行關系,再轉向到顛覆傳統男尊女卑關系書寫男女關系的錯位和倒置,其女性意識得到強力彰顯和蓬勃發展;

　　在第三階段,張愛玲小說從男女焦慮、女性尷尬、女性裂變、顛覆男性等視角全面審視了在男性強權籠罩下女性存在的種種狀態,實現了其女性意識的全面深化;

　　在第四階段,隨著遠離大陸熟悉的環境,再加上種種原因的存在,張愛玲在小說創作中要么背離了女性主義書寫傳統,要么僅僅重復曾經有過的視角和主題,其小說創作由于創造性、開拓性不夠顯示出女性意識的匱乏,張愛玲小說的女性意識也就此邁向了黯然消亡的終點。由于從小就受到中西文化沖突下的教育，構成了張愛玲中西雜糅的人格。加之她命運多舛，導致了她的性格也極其矛盾：雖然貴為名門之后，卻一生多孤獨，還驕傲的聲稱自己不過是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的文字悲天憫人、通情達理，而她本人卻孤僻寡情、與世隔絕、我行我素;她將生活藝術化和享樂化，但文字中卻充滿了悲涼和貴族沒落、世事滄桑、處境逼仄，因此不論她得人生，還是她得文字，都少不了一種孤獨無依的悲傷，和難以把握的失落的凄涼。

　　張愛玲的作品大多以沒落家庭中男女情感、家庭倫理為題材，她以清貞決絕的生活態度，蒼涼華麗的視野，奇崛冷艷的雅俗之美，凄絕的筆調，奇妙的意象，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蒼涼的傳奇。男女主人翁愛與恨的交織，是張愛玲小說中的恒久主題。她把自己對時代的內心焦灼，投影到自己的小說中，營造了蒼涼的藝術氛圍和人物心境，并且始終無法擺脫這種悲哀和蒼涼感。以其凄艷的筆調，詭異的意象，獨特的人生體驗，為世人留下作品.她仗著女性的直感和她善悟的聰穎，以獨特的手法，運用淋漓盡致的心理剖析和純熟的語言技巧，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交融下產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寫出了由男性作導演的女性生存狀態，并通過她們的缺乏獨立意識的卑弱的表現，讓人看到這些可悲女子陷于用金錢編織的羅網而不能自拔的命運，讓人透過傳奇性的故事看到世態的炎涼，并由此深刻挖掘了產生這一歷史現象的社會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

(二)、張愛玲寫作背景

　　她所出的時代是價值沖突的時代，她有著深刻的覺醒意識.在五四文化啟蒙運動的背景下與個人存在價值的探索中，她是大無畏的，也是痛苦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催生了現代女性“人”的覺醒和女性意識的覺醒。當女作家思索人的生存價值和生存境況時，她們開始擺脫封建傳統觀念強加給她們的思維方式，掙脫“他者”話語的束縛，試圖以“我”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可以說，在五四時期，女性解放首先是通過認識“自我”、發現“自我”、發泄“自我”的方式來加以體現的。

　　“五四”女性小說一開始就表現了自己不同于男性的特點，當男作家在時代的大潮中極力捕捉社會的種種問題時，女作家卻更傾注于女性個人的真實、復雜的心理感受。

　　女作家們及時地把握住歷史賜予的最佳時機，他們從長期被壓抑、迫害的境地中沖出，迫不及待地抒發“自我”，控訴封建舊禮教的罪惡。隨著自我意識的覺醒，女性作家表現自我的欲望如同剛開閘的潮水，急不可耐地奔涌出來，但這一時期的女性創作都缺乏一種自覺的文體選擇，而當時文壇表現社會問題、家庭問題的題材、主題已經十分流行，因此女作家所面臨的是用什么樣的文體、從什么角度來表現的問題。剛登上歷史舞臺的女作家們最初并不善于自我表現，因而女作家“追隨日記和回憶錄的作者的早期傳統”，從“女性局部經歷中取材”，從身邊事實中取材，使其創作“帶有自傳性質”。

　　“五四”女作家向“自我”的內轉，正說明了她們創作中女性意識的覺醒與自省，應該說是女性文學的進步，她們開發出了一個特殊的領地.張愛玲也象“五四”以來的大多數女性作家一樣選擇了自傳性的文體來進行真正女性寫作的藝術嘗試，從張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張愛玲對人性中自私、冷漠、殘酷的揭示，有她自己生活經歷的現實基礎，但這個現實是在她“主觀放大鏡”下的現實，有別人達不到的深度，也有難以避免的偏頗。從她作品中人物內心的體驗，可以看出作者自己的內心體驗;從她對人物的剖析，能看出她的主觀色彩與自己生活經歷的投影。關于人生的思考，兩性的關系，人的生存狀態等問題，張愛玲以自身的體驗在作品中做出了回答。張愛玲家族無可挽回的衰落使她對世事無常有了深切的體認，并形成了異常獨特的感知方式，她總是能夠敏銳的捕捉到蘊含在尋常事物里的荒涼和破敗. 她對女性靈魂的審視與理想世界的追尋是一貫的.她對女性人物的刻畫與女性出路的思考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