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朋友問我："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么?"我想了一想，說："不會。要么只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后來從別處打聽到，原來阿媽不能算無產階級。幸而我并沒有改變作風的計劃，否則要大為失望了。

　　文人討論今后的寫作路徑，在我看來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選擇的余地似的。當然，文苑是廣大的，游客買了票進去，在九曲橋上拍了照，再一窩蜂去參觀動物園，說走就走，的確可羨慕。但是我認為文人該是園里的一棵樹，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長，眼界越寬，看得更遠，要往別處發展，也未嘗不可以，風吹了種子，播送到遠方，另生出一棵樹，可是那到底是很艱難的事。

　　初學寫文章，我自以為歷史小說也會寫，普洛文學，新感覺派，以至于較通俗的"家庭倫理"，社會武俠，言情艷情，海闊天空，要怎樣就怎樣。越到后來越覺得拘束。譬如說現在我得到了兩篇小說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與人物的輪廓，連對白都齊備，可是背景在內地，所以我暫時不能寫。到那里去一趟也沒有用，那樣的匆匆一瞥等于新聞記者的訪問。最初印象也許是最強烈的一種。可是，外國人觀光燕子窩，印象縱然深，我們也不能從這角度去描寫燕子窩顧客的心理吧?

　　走馬看花固然無用，即使去住兩三個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無用，因為生活空氣的浸潤感染，往往是在有意無意中的，不能先有個存心。文人只須老老實實生活著，然后，如果他是個文人，他自然會把他想到的一切寫出來。他寫所能夠寫的，無所謂應當。

　　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變寫作方向的需要呢?因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復。以不同的手法處理同樣的題材既然辦不到，只能以同樣的手法適用于不同的題材上——然而這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經驗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幾個人能夠像高爾基像石揮那樣到處流浪，哪一行都混過?其實這一切的顧慮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題材不太專門性，像戀愛結婚，生老病死，這一類頗為普遍的現象，都可以從無數各各不同的觀點來寫，一輩子也寫不完。如果有一天說這樣的題材已經沒的可寫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沒的可寫了。即使找到了嶄新的題材，照樣的也能夠寫出濫調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