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傳》第十二章《流言》

　　引導語：《張愛玲傳》是中山大學教授張均從男性角度解讀一代才女張愛玲的傳奇人生。下面是小編收集其中的第12章《流言》原文，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傳奇》出版幾個月后問世的《流言》花費了張愛玲更多的心血。按照當時她在文壇上的赫赫名聲，她的書銷路不用愁，出書根本無需她費神，以《雜志》出版社對她的推許、優(yōu)待，再替她出一本散文集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可是張愛玲寧可自己來張羅。她找到一家出版公司，而后從備紙張、跑印刷到校對，全部一手包下。可能她覺得這樣出出來的書更能滿足她的一些細致的研究，更能讓她稱心如意。也許親手操持，眼看著自己的作品一步一步變成一本漂亮的書，這過程本身就有一種趣味。

　　淪陷時期紙幣不值錢，物資緊缺，家家戶戶都忙著囤貨，囤什么的都有。張愛玲除了像《童言無忌》中戲說的“囤”過沒要緊的幾塊衣料之外，還當真有派上了用場的囤積。當時紙張的供應非常緊張，她便囤下一些白報紙，連晚上睡覺也睡在上面，異樣親切欣喜地有一種踏實感。《流言》就是用這些囤貨印的。

　　她集了自己身著各種衣裝的照片，半身的、全身的，各種姿態(tài)、情調的都有，并且精心勾了一幀自畫像放在卷首，又從自己的畫稿中細心挑出一批速寫，作為書中的插頁。總之是力求將這書弄得別致，從里到外都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張愛玲的書。為了書她不憚煩難一遍遍跑印刷所。原來像這樣事務性的奔走以及與人打交道，她皆以為苦，現在似乎樂此不疲，最后居然接洽得兩不吃虧。凡此均反映出她愉悅的心境，人逢喜事精神爽，她之對生活充滿興趣，她的煥發(fā)的精力都從這里來。

　　《流言》不及《傳奇》讀者的眾多。《傳奇》問世后當月即再版，其后又出增訂本，《流言》初版雖然很快就再版，但抗戰(zhàn)勝利后沒有再印過。張愛玲在淪陷時期發(fā)表的散文多有未及收入《流言》者，沒有像《傳奇》一樣出增訂本，可能是張對它們不像對小說那樣重視，但《流言》在普通讀者中的影響和號召力不及《傳奇》，可能也是一個因素。有趣的是，當代的讀者似乎更偏愛《流言》，至少對她的興趣一點也不亞于《傳奇》，祖國大陸以各種名目出版的張愛玲散文集不下十數種，而《張愛玲散文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可以登上暢銷書排行榜，便是證據。此外，如今模仿張氏散文風格的人也遠較模仿其小說風格的作者為多。同時，張愛玲的聲譽主要也是靠《傳奇》建立起來的，它一直是批評注意的焦點，以《流言》為對象的批評則為數寥寥。這同文類的不同不無關系，散文的“私語”性質似乎決定了它比小說更是屬于少數人的閱讀的對象，我們不能想象《流言》中的哪篇文章能有《傾城之戀》的轟動效應，另一方面，對批評界而言，散文好像更適于充當欣賞而不是批評的對象。

　　可是在圈內，她的散文似乎比她的小說更能得到一致的好評。《傳奇》座談會上，發(fā)言者對她的小說贊美之余多少也還有些微詞，比如善造氛圍而結構稍嫌松散、全篇不如一節(jié)、一節(jié)不如一句，等等，散文雖在題外，卻常是很自然地就被拿來與她的小說作比較，而比較的結果總是對她的散文有利。小說家譚惟翰稱讀張的散文“比小說更有味”，班公的評價則更帶有史家的眼光：“她的小說是一種新的嘗試，可是我以為她的散文、她的文體，在中國文學的演進史上，是有她一定地位了的。”言下之意，她的小說尚在摸索階段，她的散文則已臻于成熟、完美。《〈傳奇〉集評茶會》，載《雜志》月刊，1944年9月號。

　　一些資深的讀者喜愛張的散文勝于她的小說，部分的原因與其說是他們以為張的小說尚有改進的余地，不如說他們對散文這種形式本身有更大的興趣，像《古今》的圈子中，讀散文的人肯定較讀小說者為多。中國文人對“文”的重視遠在小說之上，作文、讀文的傳統(tǒng)相當深厚，即使在小說地位得以提升的文學革命以后也還是如此。有教養(yǎng)的讀者往往一入中年便不復以讀小說為樂，這個圈子與文學青年的那個圈子有著兩樣的趣味，更執(zhí)著于“天然勝于人為”的鑒賞標準，而散文以其性質似乎天生就較少人為的痕跡。正像中國畫只需簡單的技法，其境界的高下更取決于作畫者的心性、修養(yǎng)、趣味一樣，散文的技巧也相對簡單。小說有更多復雜的營構，有更多的地方要求助于匠心--更容易分解出一個純粹的技巧層面。所謂技巧，正是“人為”。即如張愛玲，她的散文顯然比她的小說更來得從容不迫、揮灑自如。《傳奇》中的小說常給人刻意經營的印象，一些篇目，其開篇、收束、布局重復雷同，易現“格律的成分”，她的散文則往往可以做到起落無跡，“行于所當行，止于所當止”;甚至她的語言文字也是在散文中更見自然流暢，小說中則時有過分雕琢的痕跡。可是將兩種不同的文類硬相比附，定其高下，究非明智之舉，我們只能各以其自身的尺度加以衡量。

　　然而班公對張愛玲散文下的斷語仍然值得注意，而且看來不難達成共識。

　　新文學作家中散文高手不在少數。第一個十年散文被稱為諸文學樣式中成就最高的，既有周氏兄弟那樣的大師，更有朱自清、俞平伯、郁達夫、陳源、冰心等眾多的名家，不僅打破白話文不能為文學的神話，而且對后來者有示范的意義。30年代，小說、戲劇等樣式漸趨成熟，而散文的光輝仍不為其所掩，豐子愷、梁遇春、蕭紅、吳組緗、沈從文等人的散文均自成一家。以何其芳《畫夢錄》為代表的精致濃麗、低吟個人幽緒遐思的散文隱然造成一時的風氣。林語堂先后創(chuàng)辦《論語》、《人間世》、《宇宙風》三大雜志，高唱“閑適”、“性靈”，有人反對，有人應和，雜文小品文雜志紛紛出現，以至文壇上將1934年、1935年稱做“雜志年”、“小品文年”。抗戰(zhàn)軍興，報告文學因緣際會，一時成為最得寵的文學樣式，散文這種個人化的文體暫時沉寂，可是寂寞中也還有新人佳作出現，而一些學者也加入散文作者行列，王了一(王力)的《龍蟲并雕齋瑣語》、梁實秋的《雅舍小品》、錢鐘書的《寫在人生邊上》，或針砭時弊陋習，或戲語人生，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構成散文創(chuàng)作的特異景觀。至于此時的淪陷區(qū)，由于日偽統(tǒng)治下的一種特殊氣氛，散文反倒有一種畸形的繁榮，各種散文小品雜志數量之多，別時別地少見，又因有一些汪偽頭面人物資助或加入筆陣，聲勢更壯，雖然并未出現多少可以自成一家的作者，卻是熱鬧非常，儼然是又一個散文興盛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