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張愛玲的研究已成“顯學”，這昭示了張愛玲作品的生命力，它穿越時空的隧道，贏得當代人的青睞，其主要原因在于，張愛玲的作品與當代的人生活與情感發(fā)生呼應甚至產(chǎn)生共鳴。隨之而來的是，張愛玲在現(xiàn)代文學史著作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有的研究者基于對張愛玲創(chuàng)作的理解與激賞，甚至斷言張愛玲是除魯迅之外最偉大的作家。果如此說，一部新文學史似乎只留下了兩個作家，在“五四”和三十年代站立的是魯迅，在四十年代站立的是張愛玲。如果用張愛玲來代表四十年代文學，這樣的新文學史昭示給我們的歷史精神影是什么呢?換言之，留給后世的精神財富是什么呢?我們的后人又如何來看待這段新文學史呢?

　　筆者無意否認張愛玲的作品的藝術魅力，從個人的欣賞趣味而言，也曾深深地被張愛玲的作品所吸引，甚至陶醉于她所營造的藝術世界。然而，作為一名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我不得不把張愛玲放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來評判，也只有在那特定的歷史時空中，才能對張愛玲更準確地進行歷史定位。

　　張愛玲成名于“中華民族到廠最危險的時候”的抗戰(zhàn)時期，置身于日寇鐵蹄下的上海。在那個需要英雄、呼喚英雄的年代，我們當然不能苛求人人都成為英雄，也可以接受“非英雄”的存在，承認他們生存的權利;當時代高呼“救亡”，張揚民族激情的時候，我們也不排斥“飲食男女”的普遍人性的存在與合理;從維護個人情感自由的角度，我們也可做不對張愛玲與漢奸胡蘭成之間的“傾城之戀”說三道四，畢竟那是她們個人的私事，外人不便干涉……可即便退一萬步，張愛玲畢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作為一個社會的人，她不可能完全擺脫社會對她的制約;置身于當時的時代，她可以冷眼旁觀時代風云的演變，可時代的風云會拂拭到她的衣襟。當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之際，文學正需張揚人性中的社會性(更準確地講是社會性中的民族性)的時候，張愛玲在作品中卻沉迷于對“食色”這些人的自然屬性的描繪與表現(xiàn)。她的作品因寫男女情愛，也惹出讀者一掬眼淚、一聲嘆氣、一絲微笑，在當時的上海灘贏得了一部分市民讀者的喜愛，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海派文學有著這樣的一個讀者群。海派文學也有著這樣的文學傳統(tǒng)。當進步文學在淪陷區(qū)無法生存立足，漢奸文學又遭人擯棄沒有市場，張愛玲的這種表現(xiàn)“食色”的作品正可以在這種政治的夾縫中暢通無阻、大行其道。然而，當張愛玲“一夜間紅遍上海灘”之時，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在她絢爛背后的隱憂。她的作品躲避了對于時代大潮的描繪，之后被時代所漠視甚至遺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