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成名于本世紀四十年代，上海的淪陷使她走上了作家之路。她的小說體現了當時的時代悲劇。她的作品描繪出一個個迷失了精神家園的女性和男性在生活中丑態百出的悲慘世界，具有蒼涼的真實感。如《金鎖記》、《傾城之戀》等等。這些小說存在著一個普遍的主題——對人性生存問題的關注，而這種關注來源于張愛玲成熟的女性意識和憂患意識。

　　對于中國女性來說，20世紀是重新認識自身、重新尋找生存位置的世紀。清末、五四兩次啟蒙思潮中，女性解放的根本在于男女平等，在于爭取女性的生存權、受教育權、工作權、參政權、財產權和婚姻自主權。文學的女性題材血淚控訴多，情感宣泄多，而女性自身的全面體認少、深層剖析少。即便如女性文學的先驅冰心，在女性體認方面，也只是重在謳歌母親，贊美女性的寬厚、包容、慈祥、賢淑、貞靜等性情之美，而有意無意地回避了女性的性感之美。再如反抗男權的驍將丁玲，大膽剖露女性的內部世界，并不掩飾女性的性欲追求，但其強烈的主觀精神消除了靜觀所必需的空間距離，將全面體任化為多重苦悶的盡情宣泄，而后急于投身時代大潮的匆匆步履帶起的熱浪煙塵也妨愛了女性姿容的清晰展現。張愛玲則既無意于提煉理想主義的五彩石，也盡量避開時代大潮的激流，而是冷靜地審視女性本體，肯定女性之所以為女性的本質及其價值。也正因其冷靜的心態與內在的視角，她才能在亢奮激進的時代中注意到消沉、滯后的女性一族，才能透過喧鬧或平靜的表層洞察女性的靈海潮汐，才能揭破種種矯飾，指出嚴重的精神痼疾。

一、女性在生存交易中人性的淪喪

　　傳統社會強加給女性的附屬地位對女性的摧殘是慘烈的，女性不獨成為失去人格尊嚴的性的工具，甚至有時為了獲得被剝奪的經濟權竟連起碼的性欲權利都要放棄。30年代，小說《春陽》就曾經觸及這一問題，但其對金錢扭曲女性人格的表現還相當溫和。清淺，與之相較，張愛玲的《金鎖記》更顯得犀利老練。

　　《金鎖記》中的主人公生于七月而得名七巧，乞巧本指女人于七月七日夜間向織女星乞巧求智，大概也不無祝賀織女牛郎相會并希冀自身姻緣圓滿之意，七巧的生存智巧不可謂不高，命運卻與圓滿大相徑庭。在人分三六九等，婚配講門當戶對的等級社會，以她麻油店的卑賤出身要進高門大院，只能嫁給殘疾二爺。如果當初與肉鋪伙計朝祿婚配，自會有貧寒但充實的人生，但她與兄長選擇了金錢，就注定了她要陪伴缺乏生機的肉體直至無可陪伴的凄苦命運。“她皺緊了眉毛。床上睡著的她的丈夫，那沒有生命的肉體……七巧陪伴的就是這樣一個行尸走肉”[1] 。健旺的生命力總要尋求自然的伸展和舒張，通常這種情況下的女性的反抗就是偷情，七巧何嘗不想，她睜著眼直勾勾地盼望著小叔子季澤的愛撫。然而季澤怕惹麻煩不敢打攏，七巧為金錢計又何嘗敢恣意縱情?婆婆與丈夫活著時，她帶著黃金的枷鎖，可是連金子的邊也啃不到，只好任由熾熱的欲火捉少，等她為丈夫和婆婆帶過孝，金子到了口，怎肯為了季澤未必真情實意的主動上門而將金子吐出來，那是她賣掉自己的青春甚至一生換來的呀!既然已經套上了黃金枷鎖，她就不得不舍棄女性應有的一切。苛酷的壓抑導致嚴重的扭曲，輕則嘴巴沒遮攔，重則心理變態到了喪失本能的母愛，無情地折磨兒女的地步。她在潛意識里把兒子當半個情人對待，“七巧伸過腳去踢他一下道：‘白哥兒你來替我裝兩筒’” [2] 。給兒子娶了個媳婦芝壽，卻讓兒子整宿給她燒煙，套問兒媳房中的隱私，“七巧道：‘她不好?哪一點不好?說給娘聽。’長白起初只是含糊對答，禁不起七巧再三盤問，只得吐露一二。旁邊遞茶遞水的老媽子們都背過臉去笑得格格的，丫頭們都掩著嘴忍著笑回避出去了。七巧又是咬牙，又是笑，又是喃喃咒罵，卸下煙斗來狠命磕里面的灰，敲得托托一片響，長白說溜了嘴，止不住要說下去，足足說了一夜。就是這樣套問著兒媳婦的隱私”[3]，然后廣為傳播，“在麻將桌上一五一十將她兒子親口招供的她媳婦的秘密宣布了出來，略加渲染，越發有聲有色。眾人竭力的打岔，然而說不出兩句閑話，七巧笑嘻嘻的轉了個彎，又回到她媳婦身上來了。逼得芝壽的母親臉皮紫脹，也無顏再見女兒，放下牌，乘了包車回去了。七巧終于達到了目的” [4] 。直至把兒媳折磨成肺癆致死。扶了正的娟姑娘做了芝壽的替身，扶正不到一年等不及肺癆纏身便吞鴉毒自殺了結。兒子不敢再娶，女兒長安的婚事也被一拖再拖。“也有人來替她做媒，若是家境推扳一點的，七巧總疑心人家是貪她們的錢。若是那有財有勢的，對方卻又不十分熱心，長安不過是中等姿色，她母親出身既低，又有個不賢慧的名聲，想必沒有什么家教。因此高不成，低不就，一年一年地擱了下去” [5] 。直至讓女兒絕望。她被黃金枷鎖扭曲了人性:人非人，女人非女人，母親非母親。她被黃金枷鎖鎖死了生命，也用沉重的枷鎖劈殺了幾個同性，僥幸未死的一雙兒女也被她奪走了青春和靈魂。在現代文學史上，表現女性凄慘命運的文章比比皆是，但揭示出女性的靈魂被扭曲到如此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則是《金鎖記》的不凡建樹。

　　張愛玲用她刻薄準確的語言，作冷眼旁觀的敘述，極盡揶揄和諷嘲，描寫了五四前后幾十年女性在生活中的掙扎，蕓蕓眾生的生活悲劇或許更有震撼力。在張愛鈴的悲劇女性中，大都是前朝的遺老遺少，有怨女棄婦。她們身上集中了中國傳統女性自私、刻薄、惡毒、貪婪、無知、軟弱的性格缺點，在與生活的碰撞中扭曲了甚至毀滅了人性。這一獨特的視覺選擇就顯示出張愛玲小說別于他人的特點。作者筆下的小人物，或為情所困。或為物權所累，在家庭里、婚戀里演出了一幕幕的平實悲劇。沒有大起大落，沒有驚天動地，作品中充滿的是平庸、瑣碎、卑俗、重復甚至讓人厭惡的現實生活的痛苦。

　　《金鎖記》被夏志清先生譽為“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6]，是公認的張愛玲小說中最出色的一部。它的底本，也是有著其人物的原型的。從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曹七巧的原型正是李經述的第三個媳婦，“一個小身材的老太太，穿著件深色的寬袖旗袍，倒像是和尚的法袍或是道士的道袍，從樓梯上款款下來，瘦削的臉，沒有一絲血色，仿佛看到一個幽靈來到了人間……”[7]。由這一段描寫看來，我們活脫脫地就看到了曹七巧。由是觀之，其實張愛玲的作品都是她童年、少年時期生活的提煉，“張愛玲的小說世界，某種意義上就是她的生活世界——她的深慟透徹的悲涼是有來頭的” [8]。

　　在《沉香屑——第一爐香》中，那像小型慈禧太后一般的梁太太，也是一副虛偽的嘴臉。當年梁太太為了嫁給巨富梁季騰做小，不惜與自己的親弟兄、自己的家庭決裂，以致于聲名狼藉，為的不過是貪圖梁季騰的萬貫家產。只待他過世，然后她如愿以償地做了富有的寡婦，只是從來沒有得到過的愛情，卻讓她的心變得更加扭曲。親生的侄女來投靠她，尋求經濟的援助時，她首先考慮的也不過是她自己的利害得失，她猶豫的是，“不知薇龍是否有出息，值不值得投資” [9] 。她最終收留了侄女，并以她為誘餌來吸引青年人，只不過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情欲。人性變得冰冷可怖一至如斯!且看她對喬琪喬的一番勸告，便明明白白地昭示了她的自私和虛偽：“過了七八年，薇龍的收入想必大為減色。等她不能掙錢養家了，你盡可以離婚”[10] 。

　　張愛玲是個徹頭徹尾的悲觀主義者，她的作品幾乎無一例外地彌漫著濃厚的悲劇色彩，小說中的人物也幾乎都是悲劇性的人物。她以一種近乎冷酷的悲劇情調敘述著一個個悲涼的傳奇故事，營造了一個又一個陰森的世界。雖然張愛玲當時所處的中國，正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香港和上海相繼淪陷，但張愛玲的作品與這些并不沾邊。她的小說中，幾乎沒有什么大人物，都是現實世界中一個個的小人物，但在這些小人物身上，我們少有看到質樸、善良、憨厚的性格，他們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傾軋下，不由自主的一再墮落。于是人性變得恐怖不堪，讓人不寒而栗。

　　張愛玲在她的作品中訴說著無盡的蒼涼，是有其深刻的時代原因和家庭原因的。她象一株枝繁葉茂的大樹，盡管枝葉繁茂，但她的根卻始終扎在她的土壤之中，那就是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期的生活體驗。

　　我們都知道，張愛玲是晚清名臣李鴻章的曾外孫女，祖父張佩倫是“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但到了張愛玲父親的手里，家境便日益沒落。父親染有弄風捧月的舊習氣，永遠都躲在二樓的煙室里抽煙，性格上也暴戾乖張，鋪張奢靡。母親也出身于名門望族，是一個受到西方文化熏陶而且個性獨立孤傲的新派女子。父母之間的不合由來已久，在張愛玲年僅四歲的時候，母親終于借陪小姑出洋讀書而離開了深宅大院，后來更正式離婚。張愛玲與弟弟張子靜就生活在父親和繼母吸鴉毒的陰影里，有一次后母動手打了張愛玲，而張愛玲的防衛則有些歇斯底里，遭到了父親的毒打，更在繼母的挑唆下被囚禁。最后，張愛玲逃開了這個從小生活著的深宅大院，投奔到自己的母親身邊。可以說，張愛玲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的遭遇賦予了她的悲劇意識，表現在作品里，就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地帶著悲劇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