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人在邊緣久了的緣故,凡是國人熱這熱那的時候,我都不大摻和,“張愛玲熱”也不例外。
李安新作《色·戒》是近期最熱門的話題。有報道稱在《色·戒》之后,鄒靜之接下了《傾城之戀》的改編,將之變成了一部30集的電視劇;田沁鑫執導的話劇版《紅玫瑰與白玫瑰》,成為今年話劇百年的一個壓軸大戲;芭蕾公主侯宏瀾也瞄準了芭蕾《色·戒》,該舞劇將作為2008年舊金山國際藝術節的邀請劇目,明年5月首演,已流行很久且當下仍在流行的“張愛玲熱”儼然將再度升溫。
不過在我看來,“張愛玲熱”大不同于“超女快男熱”之類的精神現象,雖然也有媚俗的嫌疑,但不一定不好。凡事都應經過辯證分析、權衡利弊后,才可做出判斷。這就要求我們追本溯源,了解“張愛玲熱”的來龍去脈。
第一次“張愛玲熱”出現于20世紀40年代。這次的特點是張愛玲一出現就成為了“市民文化的明星”。作品由于趕上了“閱讀荒”的大好時機,加上她在藝術上的獨特性,因此,張愛玲受到了不同政治傾向和文學趣味的文學界各方面的歡迎。其中,傅雷(迅雨)的《論張愛玲的小說》是最有分量的評論文章。
第二次“張愛玲熱”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與上次不同的是張愛玲被重新“挖掘”出來時有一個“預熱”的過程,而且先是受到“專業閱讀”的重視,然后再進入商業炒作范疇。1981年張葆辛的《張愛玲傳奇》的出現,應該說只是“文革”結束后在社會上普遍出現的“文壇憶舊”的一個組成部分,真正對第二次“張愛玲熱”出現起重要作用的是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文版中對張愛玲的推崇所引起的大陸文學界的重視。1984年,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將張愛玲寫入文學史,成為了張愛玲研究全面展開的一個標志,也可以說,從此以后,第二次“張愛玲熱”才正式形成。80年代的研究反過來又成為了八九十年代商業化炒作的基礎,換句話說,即先是文學史家“發掘”出張愛玲,給張愛玲重新定位并將其經典化。接下來,專家的意見被影視傳媒吸收轉化,使得張愛玲為廣大讀者觀眾所了解。而1995年張愛玲的去世更推動了熱潮的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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