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張愛玲的小說《秧歌》這本書證實了藝術的穿透力和偉大的政治小說的力量，把這本書放在人類的政治小說歷史上看，這部書是中國作家張愛玲對人類政治小說的偉大貢獻。下面是小編收集的小說第六章內容，歡迎大家閱讀! 　　金有嫂洗了衣裳，晾在界碑上。那古舊的石樁，斑斑點點一臉麻子。灰黑色的衣服披在碑上，疲軟地垂下來，時而在風中微微飄兩飄。 　　“噯，金有嫂，飯吃過沒有?” 　　她抬頭一看，不覺慌了手腳。是王同志向這邊走了過來，還有一個陌生人和他在一起，也穿著制服。她向來一看見王同志就發慌，使他也覺得不安，怕她應對失當。這一次她回答得倒很得體，“噯!吃過了。”她含笑答應著。“你也吃過飯了，王同志?” 　　他并沒有聽見她說了些什么，就匆忙地替她遮掩了過去，大聲說：“ 好極了!好極了!你公公在家吧?” 　　她慌慌張張走進大讓，嚷著：“王同志來了!” 　　譚老大與譚大娘滿面笑容迎了出來。王同志把他同來的那穿制服的人介紹給他們。“這是顧岡同志，”他說。“顧岡同志是上海來的，來研究我們這里的生活情形。他要跟你們住在一起，過一樣的生活。” 　　他們笑嘻嘻地和顧岡招呼。顧岡有三十來歲的年紀，瘦長身材。戴著黑框眼鏡，眼鏡框再加上他的濃黑的眉毛，仿佛犯了重。他的棉制服是上等的青嗶嘰面子，而且是簇新的，看上去仿佛他沒有穿慣解放裝，有點周身不合褶。他向他們解釋，說他是文聯派下來的一個電影編導，下鄉體驗生活，收集材料。 　　有一個民兵小張同志，是王同志的勤務員，挑著顧岡的行李，氣喘喘地從后面趕了上來。顧岡似乎覺得他在這情形下，不能不和他極力爭奪，想把行李搶下來，自己搬進去。小張同志又不肯放棄，兩人一路扭打著，挑擔子的腳步歪斜，幾次差一點栽倒在地下。 　　在土改期間，譚老大家里也曾經住過知識份子，所以他們也習慣了，相當鎮靜。他們很小心，決不敢向客人道歉，說吃得不好，房子不好，也不說“同志是上海下來的?”一向習慣總是說“由城里下來”，但那是錯誤，仿佛表示城市的地位比鄉村高。 　　他們領客人去看他們擱磨盤與農具的一間房。可以把這些東西搬出去，把門卸下來做鋪板，架兩只板凳上。顧同志說好極了。然后他們回到正房去，大家欣賞他們抽簽抽到的那只深藍色花瓶，是他們分到的地方的東西。 　　經王同志要求，譚大娘跑了去把金根和他老婆叫了來。金根是勞模，他老婆又是最近“還鄉生產”的，很能代表現在一般的新氣象。顧岡對他們的印象很深。這些農村婦女倒是的確有非常漂亮的，他想。 　　譚大娘說的話最多。別人大都只是含著微笑，喃喃地說兩聲“現在鄉下好嘍!”或者“現在兩樣嘍!”譚大娘總是中氣很足地高叫著：“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們哪有今天呀?”她永遠在“毛主席”后面加上“他老人家”的字樣，顯得特別親熱敬重。 　　顧岡可以看出來，她是王同志最得意的展覽品，也許他讓他住在她家里，就是為了這原因。王同志臨走的時候，顧岡送他出去，王同志用一種寬容的口吻說起那老婦人：“她倒是有一樁——說話非常直爽。” 　　王同志已經和他提起過這里的冬學，建議叫他去教書，可以和群眾多一些接觸。現在他又說：“好好的休息休息吧，同志，路上一定辛苦了。明天我來陪你到識字班去，給你介紹介紹。 　　他又詳細解釋識字班的重要性，可以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聽他說起來，簡直仿佛顧岡現在要和鎮上的小學生們輪流擔任的這份工作，是全國最偉大最艱巨的工作。顧岡心時想，這王同志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宣傳家。王的黨齡也很長，而且據他自己說，從前在蘇北還有過實際戰斗經驗。他實在應當有一個較好的位置。為什么到現在還是在這窮鄉僻壤做一個村干部呢?也許是因為黨內派系的斗爭，使他郁郁不得志。甚至于他也許曾經跟某一個被毛澤樂“清”掉了的中堅份子。如果是那樣，那他就是個危險人物了，不宜太接近。顧岡因此謹慎了起來，態度也冷淡了許多。 王同志一個人走回去，他住在區公所里，區公所就是從前的武圣廟。他離開了顧岡以后，方才自己覺得，剛才他說了很多的話，關于他的過去……在日本人占領期間作地下工作，后來風聲緊了，又學到蘇北去參加新四軍。他本來并沒有打算提起這些——對一個初次見面的人，何必告訴人家這些話。“英雄不道當年勇。”難道他已經成了嘮叨的老年人，只生活在自己的回憶里。自己想覺得很難過。大概是因為顧岡對他的態度里仿佛帶著點輕視，使他不由得要夸耀自己的過去，“也讓他知道知道我從前的歷史。”他最討厭顧岡和他說起國內新聞的時候，那神氣就像是以為他除了當地村莊里的事情之外，一無所知。 　　他從來沒聽見過這顧岡的名字。但是從文聯負責人寫的那封介紹信的口氣上面，可以看出他是“解放”后才加入他們的陣營的。 　　“我自己算算，為黨服務不止二十年了，永遠在斗爭的核心里，”王同志對自己說，“現在倒在這里招待這投機份子，還要被他看不起。真是活回去了!——這么一個不要臉的機會主義者，膽小如鼠的知識份子，統治階級的走狗，搖身一變，也前進起來了，還要看不起人!” 　　他自己也知道不應當濫發脾氣，對于顧岡的估計也不一定正確，但是心里總覺得郁塞得厲害。他很希望他回到廟里的時候，有兩個農民在他的辦公室等候著，有些什么糾紛要等著他解決。那也許會使他胸中悶氣稍微疏散些。他很會對付農民。做一件自己善于做的事，那總是相當愉快的。而且在農民的心目中，他就是政府。他們使他感覺到他是龐大的機器上的一個不可缺少的輪齒，而不是一個過時的工具，被丟在一個黑暗的角落里。 　　他平常總是從早忙到晚，沒有片的閑空，但是今一下午似乎竟是無事可做。他回到廟里之后，在他的寫字臺前面坐了一會，無聊得很，又站起來，背著手踱到外面去。小張同志替他管家，坐在門前一只薄團上，在那里剝蒜。破舊的薄團，藍布綻開來，露出里面一根根的稻草。　  　　小張同志洗了衣服，在那里雕花檻上穿了一根繩子晾著。淡淡的一塊日影，照在那慘紅的廟墻上，一動也不動。 　　王同志忽然想起來，他似乎永遠是住在廟里，在那些寬廣的殿堂上，黑洞洞的空房里;被逐出的神道仿佛陰魂不散，仍舊幢幢來往著。他從前和沙明結婚的時候，也是住在廟里。他知道的——反正只要一想起從前的事，馬上就會想起她來，那似乎是最容易記起的一部份。 　　第一次見到她，是有一次干部開大會。他在蘇北的新四軍里——那時候他就用著現在的名字，叫王霖。那次把所有的干部都集中在一個小縣城里上大課，借一個地主的住宅。地主本人不在那里，搬到蕪湖去了。那陰黑的大廳，豎著一根根青石柱子，風颼颼的，有點像戶外的黃昏。大家都坐在磚的地下聽演講，各人記筆記，膝蓋上頂著一本拍紙簿。演講照例是以喊口號作為結束。大家一律站起來跟著喊，“毛主席萬歲!”同時把帽子紛紛毛到空中去，用盡力氣，能丟多高就丟多高。但是帽子落下來的時候，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有本事接到自己那一頂。大家正手忙腳亂滿地搶帽子，演講的人倒已經又高高豎起一只手臂，嘶啞也跟著往上一提。“史達林萬歲!”他高叫著 　　“史達林萬歲!”大家跟著一聲吶喊，一只只帽子又黑雨似地飛上天去。 　　散會以后，王霖注意到一個女干部手里拿著帽子站在那里，很為難的樣子。她搭錯了一個帽子。她年紀非常輕。別的女干部的頭發都是剪短了，油膩膩地披在面頰上，她卻是梳了兩只辮子，盤在頭頂上，藏在帽子時面，完全看不見。所以平時一眼看上去，會把她當作一個男孩子，尤其因為她那清的沒有血色的臉，兩只眼睛分得很開，是一個清俊的男孩子的面貌。但是現在沒戴帽子，露出辮子來，就完全像一個女學生了。她穿的一套制服太大了，穿在身上，倒更顯得身材纖弱。 　　王霖把自己頭上的一頂污舊的帽子摘下來，拿在手里翻過來看了看，顯然是他自己的。實在不好意思走上去問她是不是她的帽子被他拾了來了。有好幾個男干部都拿著帽子去問她，但是沒有一個是她的。后來有一個人發現有一頂帽子高棲在一根屋梁上。一個姓俞的青年馬上設法弄了一舊梯子來，爬上去替她拿了下來。王霖離開會場的時候，俞同志還站在那里和她說話。王霖雖然明知道俞同志職位太低，還沒有結婚的資格，但是并不因此就覺得安心。 　　“剛才鬧丟了帽子的那個是誰?”他仿佛很不耐煩地問另一個干部。“真是笑話!” 　　 “我沒有看見過她。是新來的。——怎么，你對他有意思?” “別胡說!” 　　飯后，他又試著問另一個人。“那梳辮子的那個——她的愛人是不是姓陳?” 　　“她沒結過婚吧?你是說沙明是不是?她來了還不到一年，在電訊組，沒結婚。” 　　“大概我認錯了!”他喃喃地說：“還當她是陳同志的愛人。” 　　女干部都在合作社里過夜。他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到合作社去，要求和沙明同志談話。 　　這里也按照普通店堂的布置，一邊擺著一排紅木椅子，兩張椅子夾著一只茶幾。他坐了下來，背后后墻上掛著紅紙對聯，祝賀合作社開張之喜。 　　“這該是好兆頭!”王霖想：“在一個合作社里向她求婚。這應當是我們在革命崗位上終生合作的開始。” 　　清晨的陽光從門外射進來，照亮了他腳邊的一筐筐的米與赤豆，灰撲撲的蘑菇與木耳，還有大片的筍衣，發出那干枯的微甜的氣味。女干部們在柜臺上大聲談講著，卷起她們的鋪蓋。她們昨天晚上還睡在柜臺上。 　　然后他看見沙明匆匆地向他走來。王霖自我介紹了一下。“我想跟你談談!”他說。 她微笑著坐了下來，顯然是準備著接受批評。后來她苦訴他，她當時以為他一定是為了她打辮子的事，來向她提意見，因為她兩根辮子已經引起了許多批評。 　　“我聽見說你還沒有結婚，”王霖說。“我也沒有。我提義我們向組織上請求結婚，你認為怎么樣?” 　　她倒很鎮靜，他想。當然她仿佛是有一點詫異。我微笑著回答：“考慮考慮吧!” 　　“在我這一方面，是沒有重新考慮的必要。我已經決定了。” 　　她仍舊微笑著說：“這是很嚴重的一個步驟，還是再考慮考慮吧!” 　　他沒有逼迫她馬上決定。在陽光中看見她，使他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她像一張泛了黃的照片，看上去是那樣年輕，而是褪了色的。他仿佛覺是他得要小心，那照片不能用手指去碰它，不然更要褪色了，變得更淡，甚至完全消失。 　　兩星期后，他到二十里外的電訊站去找她，她不得不把一個夜班的同事叫醒了，給她做替工，才能夠抽身出去和他說話。 　　“我們還是遞一個申請書進去吧!”他建議。“如果兩個人里面有一個是不宜結婚的，你放心，組織上一定會告訴我們的，這樁事盡可以讓組織上替我們決定。” 　　她仍舊是那句話：“考慮考慮吧!”但是他第二次再去找她，她讓步了，遲疑地說，“好吧!”于是他們遞了申請書進去，得到了上有許可。有一天傍晚，王霖派了勤務員牽著馬上接她。 　　馬蹄聲在黃昏的寂靜中聽上去特別清脆。他站在廟門前的石階上，等那蹄聲去遠了，方才進去。大殿上黑沉沉的，只有他們房門里射出來的一些燈光，隱約可以看見旁邊一排神像的青臉紅臉，與他們金色的衣褶。破了的窗紙被風吹得啪喇啪喇響著。在他黑暗中走過，進了東配殿，那是他的房間。今天房間里打掃了一下，東西也整理過了，燈光照著，仿佛空空洞洞，有一種特殊的感覺。 　　黨在戰爭期間是比較肯妥協的，所以他們駐扎在這座廟里，并沒有破壞那些偶像，也容許女尼繼續居留。但是年輕的尼姑全都逃跑了。剩下一個老尼姑，住在后進，正在那里作夜間的功課，“托托托托”敲著木魚，均勻地一聲一聲敲著，永遠繼續不斷，像古代更漏的水滴，為一個死去的世界記錄時間。 　　王霖在他的房間里走來走去，等著那女孩子來，心里漸漸覺得恍惚起來，感到那魅艷氣氛漸漸加深。那天晚上她來了，天一亮就走了，還是那接她來的勤務員送她回去，替她牽著馬。此后他每周期接她來一次。她永遠是晚上來，天亮就走，像那些古老的故事里幽靈的情婦一樣。 　　有時候他幾乎是掙扎著，想打破那巫魘似的魅力。他寧愿把她看得平凡些，也像別人的妻子一樣，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但是不行。只有一次，他覺得他們確實是夫婦。那是有一次召開干部會議，臨時因為軍事狀況，改在他駐守的小鎮上舉行。共產黨向來最注重會場的布置，開會以前照例有一個高級官員到會場去親自巡視一周，如果認為臺上的桌子上擱的一瓶花不如理想，就要大發雷霆，負責的干部可能受到處分。但是在這戰區內殘破的鄉鎮上，花也沒有，鮮艷的紙帶、戲劇性的燈光裝置，統統沒有。甚至于連一張放大的毛主席像都找不到——那是最不可少的。 　　 王霖非常著急。最后是沙明替他解決了難題，在正中的墻壁上糊上很大的一張紅紙，寫上一行大字：“毛澤東萬歲”。本地人向來都是用鋼臉盆洗臉，她把兩只鋼盆里注滿了食油，放在桌上，一邊一個。在開會的時候，盆里的油點上了火，燃燒起來，橙黃的大火焰躥得非常高，一跳一跳，光與影在紅紙的背景上浮動，所有的干部全都舉起一只手臂來，宣誓為黨效忠，會場里充滿了一種神秘莊嚴的氣氛。 　　王霖得意極了，就像是他們在家里請了次客，太太招待有力，成績圓滿。事后他很和她談講那一天的經過，種種趣事與小小的不幸，回想起來都非常有興味。最快樂的一剎那是客人全都走了，而她并不跟著走，卻住在他這里過夜。 　　她告訴他參加新四軍的經過。她在高中讀書的最后一年，有一個女教師常常在課外找她談話，和她非常接近。這人是共產黨。在少女的心情里，這一類的秘密活動太使人興奮了，深夜的輕聲談話，鉆在被窩里偷看宣傳書籍，在被窩里點著蠟燭。女教師告訴她：只有蘇聯這一個國家是真正幫助中國抗日的。她經常報告延安與日軍接戰大勝的消息，大家私下舉行慶祝。于是沙時與其他的幾個女同學，都成了共產主義的信徒。女教師后來離開滄陷區，跑到蘇北參加新四軍，就把她們幾個人一齊帶增了。 　　“沙明”這名字是她到了這里以后才采用的。她認為這名字很男性化，很俏皮，像個時髦的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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