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中極其奪目的一個部位可稱之為“貶官文化”。隨之而來，許多文化遺跡也就是貶官行跡。貶官失了寵，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劇意識也就爬上了心頭;貶到了外頭，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與山水親熱。這一來，文章有了，詩詞也有了，而且往往寫得不壞。過了一個時候，或過了一個朝代，事過境遷，連朝廷也覺得此人不錯，恢復名譽。于是，人品和文品雙全，傳之史冊，誦之后人。他們親熱過的山水亭閣，也便成了遺跡。地因人傳，人因地傳，兩相幫襯，俱著聲名。

　　例子太多了。這次去洞庭湖，一見岳陽樓，心頭便想;又是它了。1046年，范仲淹倡導變革被貶，恰逢另一位貶在岳陽的朋友股子京重修岳陽樓罷，要他寫一篇樓記，他便借樓寫湖，憑湖抒懷，寫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陽樓記》。直到今天，大多數游客都是先從這篇文章中知道有這么一個樓的。文章中“先天下之憂而優，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句話，已成為一般中國人都能隨口吐出的熟語。

　　不知哪年哪月，此景此樓，已被這篇文章重新構建。文章開頭曾稱頌此樓“北通巫峽，南極瀟湘”，于是，人們在樓的南北兩方各立一個門坊，上刻這兩句話。進得樓內，巨幅木刻中堂，即是這篇文章，書法厚重暢麗，灑以綠粉，古色古香。其他后人題詠，心思全圍著這篇文章。

　　這也算是個有趣的奇事：先是景觀被寫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觀。借之現代用語，或許可說，是文化和自然的互相生成罷。在這里，中國文學的力量倒顯得特別強大。

　　范仲淹確實是文章好手，他用與洞庭湖波濤差不多的節奏，把寫景的文勢張揚得滾滾滔滔。游人仰頭讀完《岳陽樓記》的中堂，轉過身來，眼前就會翻卷出兩層浪濤，耳邊的轟鳴也更加響亮。范仲淹趁勢突進，猛地遞出一句先優后樂的哲言，讓人們在氣勢的卷帶中完全吞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