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山西境內旅行的時候，一直抱著一種慚愧的心情。

　　長期以來，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國特別貧困的省份之一，而且從來沒有對這種看法產(chǎn)生過懷疑。也許與那首動人的民歌《走西口》有關吧，《走西口》山西、陜西都唱，大體是指離開家鄉(xiāng)到“口外”去謀生，如果日子過得下去，為什么要一把眼淚一把哀嘆地背景離鄉(xiāng)呢?也許還受到了趙樹理和其它被稱之為“山藥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們對山西人民貧窮的反抗的描寫，以一種樸素的感性力量讓人難以忘懷。當然，最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還是山西東部那個叫做大寨的著名村莊，它一度被當做中國農村的縮影，那是過份了，但在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心目中它作為山西的縮影卻是毋庸置疑的。滿臉的皺紋，沉重的镢頭，貧瘠的山頭上開出了整齊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種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艱苦連接著最低的消費，憨厚的大寨人沒有怨言，他們無法想象除了反復折騰腳下的泥土外還有什么其它過日子的方式，而對這些干燥灰黃的泥土又能有什么過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資格去輕薄地嘲笑這些天底下最老實、最忠厚的農民。

　　但是，當這個山村突然成了全國朝拜的對象，不遠千里而來的參觀學習隊伍浩浩蕩蕩地擠滿山路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在形式主義的大熱鬧背后去尋找某種深層的蘊涵了。我覺得，大寨的走紅，是因為它的生態(tài)方式不經(jīng)意地碰撞到了當時不少人心中一種微妙的尺度。大家并不喜歡貧困，卻又十分擔心富裕。大家花費幾十年時間參與過的那場社會革命，是以改變貧困為號召的，改變貧困的革命方法是剝奪富裕為了說明這種剝奪的合理性，又必須在邏輯上把富裕和罪惡劃上等號。結果，既要改變貧困又不敢問津貧困的反面，只好堵塞一切致富的可能，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別，以整齊劃一的艱苦勞動維持住整齊劃一的艱苦生活。因為不存在富裕，也就不存在貧困的感受，與以前更貧困的日子相比還能獲得某種安慰。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滅了貧困;消滅了貧困又沒有被富裕所腐蝕，不追求富裕卻又想象著一個朦朧的遠景，這就是人們在這個山村中找到的有推廣價值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