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黑色的光亮》原文】

　　中國，有過一種黑色的哲學。世人又將之稱為“顯學”。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韓非子也說：“世之顯學，儒墨也。”

　　但是，這兩大顯學，卻不能長久共存。墨子熟悉儒家，但終于否定了儒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無差別的“兼愛”，否定了儒家有等級的“仁愛”。他認為，儒家的愛，有厚薄，有區(qū)別，有層次，集中表現(xiàn)在自己的家庭，家庭里又有親疏差異，其實最后的標準是看與自己關系的遠近，因此核心還是自己。這樣的愛，是自私之愛。他主張“兼愛”，也就是祛除自私之心，愛他人就像愛自己。

　　《兼愛》篇說——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這話講得很明白，而且已經(jīng)接通了“兼愛”和“非攻”的邏輯關系。是啊，既然“天下兼相愛”，為什么還要發(fā)動戰(zhàn)爭呢?

　　墨子的這種觀念，確實碰撞到了儒家的要害。儒家“仁愛”的前提和目的，都是禮，也就是重建周禮所鋪陳的等級秩序。在儒家看來，如果社會沒有等級，世界就成平的了，何來尊嚴，何來敬畏，何來秩序?但在墨家看來，世界本來就應該是平的，只有公平才有所有人的尊嚴。在平的世界中，根本不必為了秩序來敬畏什么上層貴族。要敬畏，還不如敬畏鬼神，讓人們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種督察之力，有一番報應手段，由此建立秩序。

　　儒家的仁愛，由于太講究內(nèi)外親疏的差別，造成了人際關系的迷宮，直到今天仍難于走出。當然，不徹底的仁愛終究也比沒有仁愛好得多，在漫無邊際的歷史殘忍中，連儒家的仁愛也令人神往。

　　更不奇怪的是，上層社會終于排斥了墨家。這種整體態(tài)度，倒不是出于誤讀。上層社會不會不知道墨家的崇高地位和重大貢獻，例如，就連早已看穿一切的莊子，也曾滿懷欽佩地說“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就連統(tǒng)治者視為圭臬的法家，也承認他們的學說中有不少是“墨者之法”;甚至，就連大家都認為經(jīng)典的《禮記》中的“大同”理想，也與墨家的理想最為接近。但是，由于墨家所代表的社會力量是上層社會萬分警惕的，又由于墨家曾經(jīng)系統(tǒng)地抨擊過儒家，上層社會也就很自然地把它從主流意識形態(tài)中區(qū)隔出來了。

　　秦漢之后，墨家衰落，歷代文人學士雖然也偶有提起，往 往句子不多，評價不高，這種情景一直延續(xù)到清后期。

　　這種歷史命運實在讓人一嘆。

　　但是，情況終于改變了。一些急欲挽救中國的社會改革家發(fā)現(xiàn)，舊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必須改變，而那些數(shù)千年來深入民間社會的精神活力則應該調(diào)動起來。因此，大家又重新驚喜地發(fā)現(xiàn)了墨子。

　　孫中山先生在《民報》創(chuàng)刊號中，故意不理會孔子、孟子、老子、莊子，而獨獨把墨子推崇為平等、博愛的中國宗師。后來他又經(jīng)常提到墨子，例如：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于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

　　梁啟超先生更是在《新民叢報》上斷言：“今欲救亡，厥惟學墨”。

　　他在《墨子學案》中甚至把墨子與西方的思想家亞里斯多德、培根、穆勒做對比，認為一比較就會知道孰輕孰重。他傷感地說：“只可惜我們做子孫的沒出息，把祖宗遺下的無價之寶，埋在地窖里兩千年，今日我們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倫理精神、缺乏科學精神的民族，我們還有面目見祖宗嗎?如何才能夠一雪此恥，諸君努力啊!”

　　孫中山和梁啟超，是真正懂得中國的人。他們的深長感慨中，包含著歷史本身的呼喊聲。

　　墨子，墨家，黑色的珍寶，黑色的光亮，中國虧待了你們，因此歷史也虧待了中國。

　　那么，千說萬說，墨子四處傳播的道義中，有哪一些 特別重要，感動過千年民間社 會，并感動了孫中山，梁啟超等人呢?

　　我想，就是那簡單的八個字吧——

　　兼愛，非攻，尚賢，尚同。

　　我希望，人們在概括中華文明的傳統(tǒng)精華時，不要遺落了這八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