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道士塔》在他的代表性作品集《文化苦旅》中屬于第一開篇，這篇散文自發表后的十余年內，反響很大，存在各種不同的爭議，有肯定，有否定，有贊揚，有批評，不一而足。有人認為這篇散文存在虛構、戲劇化成分，因而不好;有人認為這篇散文對王道士的“罪行”戲劇化不公，等等，這些都是可以爭論的，但基本的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是，這篇散文寫出了一個民族文化的悲劇，不僅僅是王道士個人而已，而且寫出了一個國家的政府和各級官吏在沉淪、庸俗的境地中，更加加劇了文化的浩劫和災難;同時也映照出外國文化學者對文明的追索和渴求，兩種不同的文明對文化的關注及重視、保存及研究的對比(所幸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在新時期，默默繼承和傳遞敦煌學的當代學人們，終于通過自身的努力，挽回了“敦煌學也在中國”的尊嚴)。這篇散文不僅寫出了余秋雨內心個人的文化憂患意識，也寫出了一個民族前后兩個不同時期的文化傳承意識，亦一定程度涉及了東西方文明的對比(不管當時是有意還是無意!)。這篇文字不僅體現了余秋雨一開筆入手即抓住了文化傳承的重要命題，也側面抓住了文明的對比，而且以其后面完成的文化傳承和文明思考一對照，反使這篇文字的重要性昭然可見[1]*;它不僅寫出了前后兩個不同時代的文化比照，也寫出了當代學人對中華文化、文明強烈的文化憂患意識。這些我都不提了，我只著重提余秋雨在其中引用到的一首詩作;因為這首詩為他的這篇散文增添了不同尋常的份量，震撼過許多讀者的心靈，而且這首詩作的內涵，也為他這篇散文增色不少，提供了一定的意蘊;甚至說不定，也為他當時寫作此文提供了若干靈感。起碼這首詩作的引用，為他恰到好處地表達他的情感提供了恰到好處的方式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