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散文卻恰似一株奇葩傲立蒼穹，格外引人注目。他的散文獨特之處在于，打破了傳統散文文體的束縛，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有關余秋雨的散文，歡迎來參考！

　　古本江先生

　　半個世紀前，里斯本的一家老旅館里住進了一位神秘的外國老人。他深居簡出，拒絕拍照，不接受采訪，只過著純粹而孤獨的老年人的日子。

　　老人走過很多地方，偶爾落腳這里。他在厚厚的窗簾后面觀察街道，他在與極少的朋友交往中體察市情，他一路都在準備做一個決定。沒有人知道這個決定的內容，而他，則不知道自己會在哪里發布這個決定。

　　葡萄牙，里斯本，老旅館，對這位老人而言都沒有根脈維系，也沒有情緣牽扯。他本該悠然而過，無印無跡，但他終于住下了，再也舍不得離開。

　　他知道，自己已經慢慢地走近那個決定。

　　連他自己也驚訝，怎么會是這里。

　　直到他去世人們才知道，一個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世界級文化基金會，將在這里成立，純資產十八億美金。他的名字，就叫古本江。

　　從此，在文化版圖上，葡萄牙將不再是原來的葡萄牙，里斯本也將不再是原來的里斯本。

　　古本江先生哪里來那么多錢呢?原來，他是波斯灣石油開采的早期推動者。他探明波斯灣石油貯藏豐富，又深知石油在二十世紀的重大意義，便風塵仆仆地周游列國，苦口婆心地動員他們開采。如果動員有效，他又幫助設計開采規模，聯系國際市場。作為對他積極推動的報酬，每項開采計劃中都讓他占有百分之五的股份。后來干脆成為定例，大家都叫他“百分之五先生?！?/p>

　　百分之五的比例乍看不大，但試想波斯灣的石油有多少，二十世紀對石油的需求有多少，在如此龐大的財富洪流中把百分之五歸入一個人門下，如何了得。

　　古本江先生面對自己的巨額資產想做幾件事，一是推動教育事業，二是推動藝術事業，三是推動科學事業，四是推動慈善事業。原來他當初推動石油開采只是淺層目的，背后還隱藏著這四項事業。這四項事業已足以證明，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要實行這四項事業必須設立一個基金會，論方便和影響力，葡萄牙的里斯本并不具備設立的資格，但古本江先生看中了這里的樸實、安寧和好客。

　　有了古本江基金會，素來貧困的葡萄牙不僅自己可以源源不斷地獲得大筆文化教育經費，而且也成了國際文化交流和文化資助的重心。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古本江基金會的辦事處、科研所、文化中心、圖書館，連巴黎、倫敦也不例外，然后而總部卻在里斯本。這是一種多大的文化氣勢。

　　希望這件事，能對世間一切有心于文化建設的市長們有所啟發———文化無界，流蕩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濃度，主要取決于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產力;文化吸引力的產生，未必大師云集，學派叢生。一時不具備這種條件的城市，萬不可在這方面拔苗助長，只須認真打理環境。適合文化人居住，又適合文化流通的環境，其實也就是健康、寧靜的人情環境;在真正的大文化落腳生根前，虛張聲勢地夸張自己城市已有的一些文化主題，反而會對流蕩無駐的文化實力產生排斥。因此，然后大凡市長們在向可能進入的文化力量介紹本市文化優勢的時候，其實正是在推拒他們。這并非文人相輕，同行相斥，而是任何成氣候的文化力量都有自身獨立性，不愿淪為已有主題的附庸。古本江先生選中里斯本，至少一半，是由于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空靈;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設是機制，是氣氛，是吐納關系，是超越空間的策劃能力和投資能力，而不是作品。古本江先生正是把這一切留給了里斯本，而不是留下了一堆論著、幾許詩文。

　　古本江基金會大廈矗立在古本江公園里邊，占地不小，設備先進，我們去時正在進行翻修。大廈正門右側的花壇里，樹立著古本江先生的塑像。塑像是面對街道的，前面有衛護欄，不能靠近。

　　我站在街道上端詳著他的塑像，心思立即飛到了前些年去過的波斯灣。那里本是古文明的滋生地，現在早已破落得不成樣子，而最近的災難，又與爭奪石油有關。我在巴比倫遺址中見到過幾千年前鋪設的瀝青路殘跡，可見古文明的創造者們也發現了石油，但他們無法預料，這種地下的液體燃料將會點燃起無窮無盡的戰火，結果，連同古文明一起被世人恥笑。

　　今天才知，僅僅通過一個人，那片古老而悲涼的土地還拿出過百分之五的氣力，然后滋養著現代文明。

　　又想起了他的孤獨。里斯本的老旅館，閉門謝客的外國老人，不知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哪怕是橫貫千年的大事，哪怕是連通萬里的壯舉，如果屬于文化，往往總由一副蒼老的肩頭承擔著。

　　像犯，像逃亡者，一路躲閃，一路暗訪，尋找著一個托付地。托付的決定總是寫在遺囑上，因此注定不可能活著闡明自己生命的文化含義。

　　一旦離開便闡明了，順便，也闡明了波斯灣和里斯本有可能發掘出來的文化含義。

　　我的窗下

　　里斯本往西去有危崖臨海，大西洋冷霧迷茫。這里的正式地名叫羅卡角，然后俗稱歐洲之角，因為這是歐洲大陸的最西點。在人們還不知道地球形狀的古代，這里理所當然地被看成是天涯海角。

　　風很大，從大西洋吹來，幾乎噎得人不能呼吸。海邊樹立著一座石碑，上有十字架，碑文是葡萄牙古代詩人卡蒙斯寫的句子：

　　大地在此結束，

　　滄海由此開始。

　　我在石碑背風的一面躲了一會兒風，瞇眼看著大西洋，身心立即移到五百年前，全然理解了當年葡萄牙航海家們的心思。海的誘惑太大了，對“結束”和“開始”說法的懷疑太大了，對破解懷疑的渴望太大了。

　　據我過去的閱讀所留下的粗淺印象，對于近代航海事業，葡萄牙覺悟最早。然后那時德國、意大利還在封建割據，英國、法國還無心問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三桅帆船和其它航海技術都有了長足的進步。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專家們曾一次次來到羅卡角，在這海風雨霧間思考著遠行的路線。作為“熱身賽”，他們已經親自率隊航行過非洲。他們的最終目標，與當時絕大多數歐洲航海家一樣，都是《馬可·波羅游記》中記述的中國。

　　今天我在這里又找到了新的證據，羅卡角南方不遠處，正是古代王室居住地。一代王朝就在這大西洋的山崖上思念著海那邊的東方。海的哪一邊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專家已有初步的判斷。他們認為，應該從羅卡角向南，到達非洲海域后仍然向南，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再折向東。顯然，他們的判斷是正確的。

　　就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遇到了哥倫布。哥倫布決定橫渡大西洋去尋找馬可·波羅的腳印，希望獲得葡萄牙王室的資助。葡萄牙王室太內行了，一聽就覺得方向有誤，未予支持。哥倫布轉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貝爾女王支持了他。結果，葡萄牙由于太內行而失去了哥倫布，而哥倫布也因為沒有理會葡萄牙王室的意見而失去了馬可·波羅。他橫渡大西洋果然沒有找到東方，卻歪打正著地找到了美洲。

　　哥倫布由錯誤的航線而導致的巨大成功，使葡萄牙王室心里發酸。然后所謂錯誤，都是一定坐標下的產物;按馬可·波羅的目標，哥倫布沒有走對，但新大陸的發現已使哥倫布的盛名超過了馬可·波羅，他已自成坐標，那還何錯之有但葡萄牙王室暗想，盡管哥倫布已經名動天下，東方，還應該是一個目標。

　　于是，五年后，葡萄牙人達·伽馬果然按照南下折東的路線，準確地找到了印度。他回來時，葡萄牙人舉行隆重儀式歡迎，他帶回來的財富，是遠征隊全部費用的六十倍，其中寶石和香料讓歐洲人眼花繚亂，一時的影響，超過了哥倫布。二十年后，葡萄牙人麥哲倫奉西班牙政府之命干脆把地球繞了一圈，但他沒有回來。

　　然而無論是達·伽馬還是麥哲倫，都還沒有進入《馬可·波羅游記》里描寫的世界，這總于心不甘，于是，葡萄牙還是一心要從海上尋找中國。

　　我在這里看到一份資料，提及葡萄牙國王在一五O八年二月派出一個叫塞夸拉的人率領船隊到馬六甲，要他在那里打聽：中國有多大中國人長多高勇敢還是怯懦信什么宗教用什么兵器有趣的是，當時葡萄牙遠征船隊在東方胡作非為，但國王卻特別下令，不準向中國人挑釁，不準奪取中國人的戰利品。顯然，他對神秘的中國保留著太多的敬畏。

　　幾年后又派出一個叫皮萊斯的人來偵探，皮萊斯的情報抄本現在已經發現，然后他說中國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奪取全中國。

　　即使情報如此荒唐，葡萄牙人與中國人打交道之初還是比較恭順有度的，中國地方官員沒有國際知識和外交經驗，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窺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綁也繳稅繳租;中國官員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做壞事，特地在他們的借住地外面筑了一道城墻，把握關閘大權，定期開閘賣一點食物給他們。這種情景，居然也維持了幾百年，說明雙方心氣都比較平和。

　　我對這種尚未發展成惡性事件時的對峙，很感興趣，因為這里邊最容易看出文化差異。葡萄牙人當然以歐洲文明為本，把自己當作是發現者，而又認為發現者便是特權的擁有者，然后甚至是占領者，只不過一時懾于的宏大，不敢像在其它地方那樣囂張罷了;中國官員開始好像沒有把他們的來到太當一回事，這與傳統觀念對『番夷”的慣性理解有關。后來發生一些事，也處處表現出因妄自尊大和閉塞無知所造成的可笑。

　　但是歷史終于朝著惡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對中國張狂起來，是戰爭之后。看到中國在英國的炮火前一敗涂地，便趁火打劫，單方面宣布澳門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躍而成為西方列強欺侮中國的浪潮中的一員。其實它與中國已打了幾百年交道，而當時國勢也已衰落，竟然一變而成為這個形象，有點不大光彩。

　　在資料中，有兩個細節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個細節是，葡萄牙人最早抵達中國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達的地點是屯門外的伶仃島，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對面;第二個細節是，他們正式與中國的行政機構取得聯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點在南頭關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們那么早就來到我的窗下，那么，我也理應來看看你們出發的碼頭，以及你們的家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