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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的三篇散文1

　　筆墨祭

　　中國傳統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質和心理習慣，這個問題，現在已有不少海內外學者在悉心研究。這種研究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但也時時遇到麻煩。年代那么長，文人那么多，說任何一點共通都會涌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謂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險了。如果能對例外作一一的解釋，當然不錯，但這樣一來，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難題又自己補漏洞的尷尬格局。補來補去，痛快淋漓的主題都被消磨掉了，好不為難煞人。

　　我思忖日久，頭腦漸漸由精細歸于樸拙，覺得中國傳統文人有一個不存在例外的共同點；

　　他們都操作著一副筆墨，寫著一種在世界上很獨特的毛筆字。不管他們是官屠宰輔還是長為布衣，是俠骨赤膽還是蠅營狗茍，是豪壯奇崛還是脂膩粉漬，這副筆墨總是有的。

　　筆是竹竿毛筆，墨由煙膠煉成。濃濃地磨好一硯，用筆一舔，便簌簌地寫出滿紙黑生生的象形文字來。這是中國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態，也是中國文化的共同技術手段。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干脆偷偷懶，先把玩一下這管筆、這錠墨再說呢？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態載體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遇到過一場載體的轉換，即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

　　這場轉換還有一種更本源性的物質基礎，即以“鋼筆文化”代替“毛筆文化”。五四斗士們自己也使用毛筆，但他們是用毛筆在呼喚著鋼筆文化。毛筆與鋼筆之所以可以稱之為文化，是因為它們各自都牽連著一個完整的世界。

　　作為一個完整的世界的毛筆文化，現在已經無可挽回地消逝了。

　　誠然，我并不否定當代書法的成就。有一位朋友對我說，當代書法家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古代書法家。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古代書法家的隊伍很大，層次很多，就我見聞所及，當代一些書法高手完全有資格與古代的許多書法家一比高低。但是，一個無法比擬的先決條件是，古代書法是以一種極其廣闊的社會必需性為背景的，因而產生得特別自然、隨順、誠懇；

　　而當代書法終究是一條刻意維修的幽徑，美則美矣，卻未免失去了整體上的社會性誠懇。

　　在這一點上有點像寫古詩。五四以降，能把古詩寫得足以與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張揚，唐詩宋詞的時代已絕對不可能復現。詩人自己可以寫得非常得心應手（如柳亞子、郁達夫他們），但社會接納這些詩作卻并不那么熱情和從容了。久而久之，敏感的詩人也會因寂寞而陷入某種不自然。他們的藝術人格，或許就會因社會的這種選擇而悄悄地重新調整。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問題。

　　我非常喜歡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幾個傳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條。只是為了一件瑣事，提筆信手涂了幾句，完全不是為了讓人珍藏和懇掛。今天看來，用這樣美妙絕倫的字寫便條實在太奢侈了，而在他們卻是再啟然不過的事情。接受這張便條的人或許眼睛一亮，卻也并不驚駭萬狀。于是，一種包括書寫者、接受者和周圍無數相類似的文人們在內的整體文化人格氣韻，就在這短短的便條中泄露無遺。在這里，藝術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藝術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筆并不意味著一種特殊的職業和手藝，而是點化了整體生活的美的精靈。我相信，后代習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誰也不能把寫這些便條的隨意性學到家。

　　在富麗的大觀園中筑一個稻香村未免失之矯揉，農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鄉村里。時裝表演可以引出陣陣驚嘆，但最使人舒心暢意的，莫過于街市間無數服飾的整體鮮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燦爛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們之間。在毛筆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們的衣衫步履、談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際往來，都與書法構成和諧，他們的生命行為，整個兒散發著墨香。

　　相傳漢代書法家師宜官喜歡喝酒，卻又常常窘于酒資，他的辦法是邊喝邊在酒店墻壁上寫字，一時觀者云集，紛紛投錢。你看，他輕輕發出了一個生命的信號，就立即有那么多的感應者。這與今天在書法展覽會上讓人贊嘆，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整個社會對書法的感應是那樣敏銳和熱烈，對善書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這使我想起現代的月光晚會，哪個角落突然響起了吉他，整個晚會都安靜下來，領受那旋律的力量。

　　書法在古代的影響是超越社會蕃籬的。師宜官在酒店墻上寫字，寫完還得親自把字鏟去，把墻壁弄得傷痕斑斑，但店主和酒保并不在意，他們也知書法，他們也在驚嘆。師直官的學生梁鴿在書法上超越了老師，結果成了當時的政治權勢者爭奪的人物。他曾投于劉表門下，曹操破荊州后還特意尋訪他，既為他的字，也為他的人。在當時，字和人的關系難分難舍。曹操把他的字懸掛在營帳中，運籌帷幄之余悉心觀賞。在這里，甚至連政治軍事大業也與書法藝術相依相傍。

　　我們今天失去的不是書法藝術，而是烘托書法藝術的社會氣氛和人文趨向。我聽過當代幾位大科學家的演講，他們寫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實在很不像樣，但絲毫沒有改變人們對他們的尊敬。如果他們在微積分算式邊上寫出了幾行優雅流麗的粉筆行書，反而會使人們驚訝，甚至感到不協調。當代許多著名人物用毛筆寫下的各種題詞，恕我不敬，從書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濟，但不會因此而受到人們的鄙棄。這種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為這里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信號系統和生命信號系統。

　　古代文人苦練書法，也就是在修煉著自己的生命形象，就像現代西方女子終身不懈地進行著健美訓練，不計時間和辛勞。

　　由此，一系列現代人難以想象的奇跡也隨之產生。傳說有人磨墨寫字，日復一日，把貯在屋檐下的幾缸水都磨干了；

　　有人寫畢洗硯，把一個池塘的水都洗黑了；

　　有人邊走路邊在衣衫上用手指劃字，把衣衫都劃破了……最令人驚異的是，隋唐時的書法家智永，寫壞的筆頭竟積了滿滿五大麓子，這種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筆頭很輕，但五簏子加在一起，也總該有一二百斤吧。唐代書法家懷素練字，用壞的筆堆成了一座小丘，他索性挖了一個坑來掩埋，起名曰“筆冢”。沒有那么多的紙供他寫字，他就摘芭蕉葉代紙，據說，近旁的上萬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禿禿的。這種記載，即便打下幾成折扣，仍然是十分驚人的。如果僅僅為了練字謀生，完全犯不著如此。

　　余秋雨的三篇散文2